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第5/10页）

杨森一拍大腿，说：“龟孙子又要打长沙了！”

杨森立即下令，叫新墙河北岸的各师渡河反转，并叫其嫡系杨汉域（云南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做好出击准备；同时，把最新军情和自己的判断电告长沙的薛岳。后者睁大眼睛，但为时已晚。薛岳在当天给蒋介石发的限三小时到的密电中，用了“（日军）扬言进犯长沙”这样的说法。

9月18日凌晨，在新墙河北岸仍在激战的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集结起来的320门各种火炮同时向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火，步兵随后强渡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的重点在于两翼，这一次阿南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中央突破”的战术，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集结在新墙河正面宽20公里的区域内，做策应的仅仅有平野仪一那个支队，他们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去打江口的营田、青山要塞。

扼守在那里的是负责湘江两岸守备的傅仲芳第99军，在青山阵地，中国军队与来攻日军发生激战。

日军大兵压境后，薛岳做的第一件事是叫参谋长吴逸志带着司令长官部去后方的耒阳。武汉会战后，由于长沙时刻面临日军攻击，所以省政府早就迁到耒阳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前，薛岳也叫吴逸志带着长官部撤到耒阳，薛只叫负责具体事项的作战参谋留在长沙。

吴逸志说啥也不走。

吴逸志说：“为什么一打仗就把我轰到后方去？我可是战区参谋长啊，我这是有多碍事？一次可以，要次次这样，别人怎么看我？”

薛岳笑，说：“老吴，叫你去后方，没别的意思。既然这次你不想去，那么好，就留在我身边！”

薛岳的司令长官部设在唐生智旧居，赵子立的参谋处则在文艺中学。在赵子立看来，吴逸志要是去了后方，从作战角度来说，倒还真不是坏事，因为作战参谋可直接跟薛岳沟通战事，若吴逸志在的话，就多了一个呈签环节。

日军发起攻势后，薛岳打电话叫赵子立起草已由他和吴逸志拟定的应对部署：新墙河北岸部队火速回渡南岸；同时，陈沛第37军主力和萧之楚第26军在汨罗江以南占领阵地，防线从第9战区和第6战区的分界点临资口（在湘阴县，湘江与资水汇合处，临资口以西为第6战区）一直到东面的平江附近；此外，电报重庆军委会请援。

按薛岳设想，战区王若卿的炮兵部队亦集结在平江西北、汨罗江南岸的重镇浯口。

抗战中，炮兵一直是国军的软肋。先别说性能，只说数量，简直太少了。虽在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前，莫斯科最后援助了200门野炮，但分到七个独立炮兵团后，也没有多少。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部队统一由王若卿少将指挥，数量亦有限。

赵子立回忆，看到薛岳和吴逸志的应对部署后，他吓了一跳，因为这种一字长蛇阵是两年多以前南昌会战中罗卓英防守修水的翻版。当时，修水之战已成为经典的失败战例，被蒋介石发放到各战区加以检讨。赵子立是在电话里接到薛岳命令的，放下电话，叫作战科起草命令的同时，他赶往长官部，想阻止这件事。

吴逸志见到赵子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要在汨罗江南岸与鬼子决战！”

赵子立随即见到薛岳，说：“在汨罗江南岸进行决战，将不利于我军。”

薛岳皱了下眉头。

赵子立说：“若以第26军和第37军为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持久性防御和决战，那么一旦两军被鬼子突破，再想后退决战也迟了，全线亦有崩溃的可能。目前就这两个军的力量来说，没把握阻挡住日本人。与其这样，不如等增援部队赶到再做反攻。等待期间，汨罗江南北各部逐次抵抗，右翼至少向东延伸到浏阳一线，避免被敌人捕捉右侧背，反击时亦能攻其左侧背。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可进入防御阶段。衡山方面的第10军可巩固长沙城防；至于炮兵，亦应集结在长沙附近。在逐次抵抗中争取外线，援军全部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上下级关系中，当大人物提拔一个小人物之前，对小人物的个性和锋芒往往是会保护的；但是，当小人物真的被提拔后，如果仍不停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锋芒，那么大人物就未必能接纳了。

现在，薛岳和赵子立的关系就已渐渐转到这个层面上了。

听完赵子立的建议，薛岳摆了摆手，说：“逐次抵抗，说得容易，若不进行坚守，兵败如山倒，又如何掌握部队？与崩溃何异？争取外线，人人会讲，但怎么争取，需看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赵子立的战术还是更适合这次会战的。不过，也不可能否认，其中一些东西是事后判断。比如在赵的回忆中，他认为，这二次长沙会战应从罗卓英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边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岳无法确定日军是否会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在江西方面进行大策应（日本人称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湘赣会战），所以没敢从赣西北抽调更多的人马增援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