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第26/35页）

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

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

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

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

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

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

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

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

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

《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