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肉（第27/27页）

从长远来看，19世纪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欧洲人的战斗力是在很久之前、很远之外形成的，是他们的祖先在和满洲人骑马的祖先作战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军队效率的一个支柱是大草原以外建立的原则，即官僚组织的原则。它创立于苏美尔和亚述，经波斯传入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被从古典文献中发掘出来再次发扬光大。另一个支柱是注重对阵战，这是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的战术，如长途奔袭、战场上高速运动、高效的投掷技术、战车的应用，以及战马和战士之间的默契这最重要的一点，都来自大草原及其边界地区。甚至可以说，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借鉴了伊斯兰教对战争的革命性贡献，即战争超越了家庭、种族、领土或具体的政治形式等等方面的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战争可以是自动自发的，武士的生活自成一种文化。克劳塞维茨对他在1812年莫斯科战役中遇到的哥萨克人表现出来的“非军人”行为深恶痛绝，但那其实是这种文化的体现，尽管有所淡化，但仍清晰可辨。也许那种文化是“非军人”的，但它早在克劳塞维茨式的战略出现很久以前就开始为害世界了，而且还把残酷无情、暴烈凶狠、务求完胜的战争概念传输给了定居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尽管他那条理分明的头脑怎么也不会承认。

[1]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阵地战，双方伤亡人数达130万。——译者注

[2]中国境内叫黑龙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