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汉（第2/4页）

初期写作富浪漫气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开艺术铺子”。他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汉之办南国，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众”在内。其中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绍而成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称他“田汉师”。

从他很多剧作的题材看来，田汉的写作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声音》、《获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场合之下，他和导演、演员密切的合作，没有脚本，或是脚本还只写到一半，就开始公演。《湖上的悲剧》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过四次后，发现每夜的情节都不同，于是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剧本还没有开始动笔，就决定了开演日期和地点。后来排演时，演员排到第一幕还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终结。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读书肯下苦功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后我长期研究历史，才领悟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没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统御农民，缺乏中层社会的因素去支持艺术家和文化人，此种情况在内地又更为严重。像田汉，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范长江（他是名记者兼作家，曾劝我不要从军而和他去当新闻记者）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独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会之下，只会发觉文化与艺术趋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压力更大。所谓文化大革命，即系传统的文字狱，有了这种经验，我敢说中国惟一的出路在经济改革。除非经济多元化，自由无从兑现。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