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1/17页）

章士钊提倡的调和，并非孔子所批评的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乡愿，他所希望的调和乃是建立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对“国本”的共识基础之上的。大约从1914年起，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开始讨论“国本”（或“政本”）问题。所谓“国本”，即国家赖以存在之本，即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义理和规范。《甲寅》杂志诸篇讨论“国本”的文章中，论述最清晰、分量最重的，要数张东荪的《制治根本论》。他首先检讨了民初议会民主制度的失败原因，指出“吾国政治上变化虽多，皆属表面，察其根本，按其精神，固仍为清之政治，未尝稍变”。那么，作为现代共和制度背后的“道”究竟是什么呢？张东荪明确指出：“政治之精神，惟在使国民自由发展。”国民之自由发展，从消极方面言之，乃是严格划分国家与国民的界限，国家不得侵犯国民之基本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说，国民利用自己的权利，积极监督政府。[5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界风气的明显变化：民初相信的是以政党为核心的人民代议制，其失败之后又一度期待由行政威权代表国家之整体意志，到了1915年之后，知识分子们对政党政治和强人政治产生了双重失望，认为希望既不在热衷于私意的政党，也不在强人所代表的国家，他们开始划清国民与政党、国民与国家的界限，试图将公意直接定位在国民自身，让国民可以绕开政党和强人，直接体现自身的自由意志。

不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延续《甲寅》杂志的主题，进一步从伦理精神来重新奠定共和的基础，公意这一概念也就在此背景下开始流行。1916年，陈独秀在回答汪叔潜的信中，将“党见”与“国民总意”作了区别，他指出：“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60]政党政治也好，强人政治也好，一个只能代表党派私意，另一个假借人民意志而推行专制，而对于共和政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国民的公意。两位在日本攻读法政学科的留学生高一涵和李大钊，在《新青年》《太平洋》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公意的文章。针对民国初年舆论喧嚣、莫衷一是，却缺乏各党各派共同认可的公意现状，高一涵将舆论与公论作了区别：“舆论与公论有殊。公论者，根于道理，伊屹然独立，而不流于感情；舆论者，以感情为基，不必合于道理者也，……当问其发之者，果为独立之见与否，不当先较其是非”；“专制时代之舆论，在服从习惯，共和时代之舆论，在本诸良心，以造成风气”。[61]高一涵在这里一方面批评袁世凯对舆论的压制，另一方面，又指出舆论虽然发乎情感，但须区别党派之见，而出自于一己之独立良知。然而，更重要的，乃是在舆论之外，要有本于理性和道理的公论。各种不同的舆论，本于良心，自由交流，互相印证，“证得公同（即公意——引者按）所在，则发之为舆论，主之为公理。正义、人道，即此公同之所归”。从舆论走向公论，从分散的党派之见走向寻求共识，寻找理性的公共意志。高一涵指出：这样的公意，所代表的正是国家的意志，是高于任何政府意志之上的人民共同意志，由宪法而规定之，政府如果违背人民的公意，人民便可以公意的名义改毁之，这就是卢梭所说的人民主权。[62]

李大钊在民初追随进步党人，对立宪民主政治怀有期望，认为其是实现“民彝”（人民的内在良知）的制度化体现，[63]到1917年之后，李大钊对国会中的党派之争、政府之中的府院之争等民国乱象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人类政治，皆以调和为最美境界：“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64]他认为，立宪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政治家，都应有“立宪国民之修养”，依照儒家的忠恕之道，西哲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守法循礼，有绅士风度，对国事人事，当反复讨论以求真理，不当以一己之终极判断感情用事。[65]他发现，无论是国会、政府，还是社会舆论，如果缺乏充分的、自由的意见讨论，那么即使形成了所谓多数人的意见，也非公意（will），而是强力（force）。李大钊再三指出：“今世施行民治之国，所以采行多数制者，其意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共同之认可。”[66]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代表公意，公意是多数人与少数人民主协商之后所产生的共同意志。多数人强迫少数人服从，这不是公意，而是强力，与公意全然相反。[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