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13/17页）

与研究系知识分子惧怕民粹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到了1920年代开始直接诉诸民众。其实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对宋教仁带领国民党走代议民主制道路、搞责任内阁制是不满意的，他后来说，为什么不是中华共和国，而是中华民国？因为前者是代议制，后者是人民直接掌权。[73]他甚至说，《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那个责任”。[74]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重提民初国民党所不屑的革命建国三程序说，将直接民权的宪政作为最终的建国目标，而所谓的训政乃是训练百姓有行使“直接民权”之能力，以实现与代议政治不同的“全民政治”。孙中山思想的忠实阐释者、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朱执信在五四之后国民党创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为直接民权论作了大量的论证。他说，《天坛宪草》的根本错误，“就是只有国会的最高权，没有人民的最高权”。他责问：“为什么不须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呢？为什么要这代表制度呢？”“人民要求制定一种包含直接民权规定的宪法，以人民为最高机关来运用的宪法。”[75]朱执信认为：要救济代议制无法代表人民之害处，最良之方法，乃是实行直接民权，而欲实现直接民权，“非用卢梭所想像之人民总意，由国民全体集会，决定一切政治上问题不可”。[76]代议民主制的间接民权与激进民主制的直接民权之最大区别，乃是人民是否出场。在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看来，民初的政治，无论是代议制，还是威权制，人民都被代表、虚空化了，他们要发动一场直接的国民大革命，让人民直接起来参与政治，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国。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究竟何谓人民？如果说，在研究系知识分子心目中指的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在国民党这里，其具体涵义，乃是指底层的平民大众。激进的民主论，并非从国民党开始，实际晚清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就有其源头。民主（democracy）进入中国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populism）色彩，democracy除了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之外，最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或“庶民主义”，即反智的、反贵族、反上流社会的底层民众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77]五四运动前后所出现的“劳工神圣”观念，使得原本是士农工商的社会被颠覆，“治于人”的劳力者比“治人”的劳心者更具有道德的优越性。朱执信提出：“现在的中等社会，应该有撤去中等社会、劳动社会的界限决心，把中等社会合并进劳动社会里头。”[78]在激进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看来，代议制代表的只是少数富人的利益，而直接民权才能让底层民众有政治参与的机会。廖仲恺说：“代议制度原是防行政部门专制不得已的办法。近来这制度本身的缺点，跟着政党的弊端透底显露，少数政客利用政党的力量，假托平民政治的招牌，来行富人政治、特权政治之实。”[79]而直接民权正是要改变代议制的富人政治、特权政治，让被排斥、被主宰的平民大众有参与政治、决定国家事务的机会。

然而，因几千年来的专制所造就的愚昧，中国民众并没有参与政治的兴趣，也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这就需要有“先知先觉者”对民众进行灌输和动员。而以往的议会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围绕着争取选票而展开，缺乏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功能。于是，十月革命之后夺取了俄国政权的一个新型政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

这种20世纪初出现的革命政党，与19世纪议会制政党完全不同，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中心，有着绝对信仰、严密纪律的组织系统，它相信自己代表人民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将一切权力集中在党的手中。在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党国体制将党与国家机器高度合一，以激进的人民主权为号召，将人民主权整合在超越国家官僚机构的革命党手里，名义是主权在民，实质是主权在党，因为党是人民的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化身。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曾经试图用会党的方式建立中华革命党，但那种以对领袖老大绝对忠诚的方式所建立的秘密会党，依然是传统的，缺乏神魅性，无论对党员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政治的吸引力。而列宁式的革命政党，一方面用政党改造国家，将党置于国家机器之上，成为最高立宪者和最后的决断者；另一方面以政党整合国家与社会，通过强势的社会动员，将社会与国家联系起来，企图以此解决民初以来政党脱离社会、国家与人民隔膜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