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9/12页）

蔡怀之所以找杀手刺杀县令，源于江湖权力的利益计算。在这里我将其命名为“黑权力”。

蔡怀刺杀县令的利益计算，是源于他的隐身份，小刀会的小头目。既然是小头目就有可能想成为中头目乃至大头目。小刀会属于江湖组织，而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发展，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一个黑社会分子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

我们以前看港片《古惑仔》，其实混黑社会的古惑仔们在人际交往中，看上去是为了一个“义”字，其实他们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那些黑社会老大们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出去的同时，也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江湖支持率和认同度。也就是说蔡怀刺杀县令朱以诚，是他在小刀会获取江湖地位的必要手段。也许在官府供职的那些小刀会成员中，他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如果他不出头想法营救蒙难的兄弟，那么他在小刀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跌至谷底。基于这种风险计算，蔡怀才会动用自己的黑权力，放倒手握公权力的一县之长。

难以下咽的“三碗面”

在清人赵翼的官场笔记中读过这样一篇：某朝廷官员陪同皇帝到热河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刚巧去世，于是他就向皇帝请假回家奔丧。这时候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过期不候。而最后一天是这个官员回家奔丧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第三天却人多到绵延数里而不绝，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算准了日子前往吊唁送礼。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今天看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这个死了哥哥的官员在当时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这些人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而是做给官员看的，准确地说是做给官员手中握着的权力看的。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可成为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而且也可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可利用的资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难吃三碗面。也就是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应付的是“三碗面”（情面、脸面和场面）。人在世上走一遭，看似洁来还洁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必须时时考虑到世俗社会里的人情和面子，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僵局。所以，中国人在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人相处交往的时候，精神上会感到束缚和倦怠。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情与面子作为一种交往的目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交往媒介。说白了，这种交往其实是一种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获取更多的人情和面子，又可以直接拿既有的人情面子去交换更大的价值。这种人与人之间有着交换目的的往来，成为古代官场最为盛行的交往方式。

在官家人际交往理念和规则中，包含了三大要素：那就是人缘关系、感情投资与期权回报。

在这三大要素中，人缘关系是权力世俗化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地方，往往会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亲人之间有血亲，宗族之间有族亲，同窗之间有学缘，每个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个体为中心发散形成的交际网络。同样每个人又都是他所在社会圈子的中心，这样圈来圈往，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第二个要素感情投资是一种成本的投入。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与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个人往往会采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拜会请安等诸多手段作为感情投资的成本，并以此获得最大的利益空间；而第三个要素期权回报则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在这种互动性的交往中，其中一方欠下另一方人情，那么在利益的交换关系中就会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偿还人情，只好返还给别人更大的利益，这种关系近似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古代官场“人脉”资源从来都是一种能够发挥价值的权力资源，也难免会有人发出官场人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感慨。

唐朝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就是一位端不平“三碗面”的主。如果按照好官的标准来衡量，崔宰相绝对是个好官，一向以“廉洁自律”的清官形象示人。他的夫人劝他不要这么亏待了自己和子孙，应该置些房产留给子孙们，崔群的回答是：我已经有三十处田庄，还需担忧房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