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10/12页）

夫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崔群解释道：前年我担任考官的时候，取了三十名考生，难道他们不是我最好的财产吗？

夫人道：如果照你说的那样，你本人当年参加科考，是陆贽担任的主考官。但你担任考官时却派人去劝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主考官的良田，那么陆贽家这块田产却是荒废了。

这句话是讽刺崔群不通世俗人情，不能很好地融入官场规则。崔夫人这是在羞辱自己的老公。

崔群听完后，还是有些脸红的。崔夫人说的这个事，刚刚发生不久。崔群当时劝阻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是怕其他官员说他徇私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陆贽的门生。无可厚非崔群是个好官，当好官把自己的三十个考生比作自己的私人田庄时，我们才发现，并不是只有那些在官场玩得风生水起的人才懂得人情面子，其实很多好官清官也谙熟规则，也懂得把人脉资源看做是自己的生产力。也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个玩转官场乾坤的韦小宝就是把“官场人脉”用到极致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一个江湖小流氓，耍嘴皮子，耍无赖，既然混到娶了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在官场上更是红到发紫，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副都统，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韦小宝的人脉关系枝枝节节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官场更是达到巅峰。总结韦小宝的发达路径，无外乎就是四个字，经营人脉。请看韦小宝初见平西王吴三桂是如何攀亲的：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攀上了乡谊。如此驾轻就熟，韦小宝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这里韦小宝打的是乡情牌。

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当乡土观念渗透进官场因素，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晚清官场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乡土观念在官场的凝聚力，有时候让皇帝们也坐卧不宁，一有机会就将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他远离乡土，无法形成权力抱团。

晚清李鸿章就是一个特别看重乡谊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曾经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就是说亲戚的数量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官亲是一种利益之亲，人都是有趋利性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只要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会一路绿灯开到底。结果搞到最后他的军营中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岗位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没有容身的机会。估计当时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首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成安徽户口。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由天津入京觐见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该到京城后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当他听说顺天乡试就在这两天将要揭榜，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等到乡试揭榜后再返回任所。榜单揭晓后，当李老先生得知当年所中的举人没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愤怒地质疑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没有一个安徽人，今年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乱子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中，因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贿赂，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结果柏葰被朝廷杀了，以儆效尤。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言下之意：“主考官如果不录取安徽人，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李鸿章的这句话好似小孩子赌气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出官场乡谊之风刮得有多么猛烈。

经李鸿章一手保举的重要官员有很多都是安徽人，并且占据了官场显位。比如说跟随他多年的幕僚周馥、杨士骧，两人既是李的老部下又是老乡。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之下，两人官至巡抚、总督（省部级高官）的位置。对于那些曾经在他手下打过工的老部下，他也是有求必应。晚清做官靠的是乡谊，而这份乡谊里如果能够靠上李鸿章这样一棵大树，可以算是乡谊关系中的VIP待遇。除了做官需要乡谊的化学效应，就连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这样的小角色也少不了乡谊的作用。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坚如磐石的地域性行帮，抱团闯市场。比如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中虽然也有来自其他省的幕友，但是在关键位置上还是偏重于皖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