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第8/12页）

失去政治前途的胥吏，只好将眼光投向其他地方，总不能混到最后一无所获吧。

就整个官家体系而言，胥吏在官家的权力结构中始终处于底层。一直到封建体制即将走到尽头，他们也没有被恢复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一项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享有的政治权利还不如一个农民。这时候的胥吏完全成了一种“四不像”。老百姓拿他当官府的人，对他不信任、惧怕，甚至排斥和讨厌，而那些高级官员又打心里鄙视他们。尽管他们如此地不受欢迎，可仍然是古代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

那么我们在回到案子中间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蔡怀这样的胥吏加入黑社会组织，并促使着他联手胥役干掉了县令朱以诚。

这时候，官府还不清楚小刀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更不知道小刀会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在江湖出现。如果不是因为朱以诚被暗杀，官府还是不会知道民间社会有个小刀会。在这里，官府还要感谢朱以诚，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惊醒了当权者。在朱以诚被暗杀的同一年，朝廷开始留意小刀会的行踪，从此，小刀会在江湖上风起云涌。

当时，小刀会在漳浦一带活动非常猖獗。乾隆元年（1736年），福建邵武县出现了“关圣会”，乾隆七年（1742年）三四月的时候，漳浦、云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小刀会的会员便乘机传播谣言。异姓结拜和歃血为盟在民间开始盛行，那些吃不上饭的乡民们希望通过这种神秘的仪式来祈求老天降雨。

漳浦县知县朱以诚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通过调查，逮捕了两名姓张的小刀会成员。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又发现了很多小刀会的成员。能抓的都抓了，剩下的都是不方便下手的。之所以不好下手，是因为朱以诚在调查取证中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吃官粮的兵丁中居然有出现小刀会成员。这帮人一边吃着官粮，一边拿着黑社会的分红。

知县朱以诚在军营中发现小刀会成员后，并没有马上收手的意思，但是他遇到了一点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潜伏在军营里的小刀会成员的头拒绝朱以诚将抓捕的小刀会成员押回县衙。这件事让朱以诚这个县长很为难，他决定把这件事报告上级官员，让上级领导替自己拿主意。既然抓住了小刀会成员，那就要做做姿态，好好审理一番。这一天，朱以诚正在大堂审理小刀会成员，受蔡怀指示的杀手赖石从背后斜刺里杀出，朱以诚当场毙命。

到这里，我们才算真正搞清楚监生蔡怀、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相互勾结刺杀朱以诚的真正动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刺杀行动。蔡怀、陈士亮、李珠都是小刀会成员，而且，蔡怀还是小刀会的一个首领。如果朱以诚继续审查小刀会成员，不但蔡怀等三人的身份将暴露，而且有更多的小刀会成员也将陷入困境。按照犯罪风险成本计算，如果暗杀县令朱以诚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就可以减小其他小刀会成员的风险成本。

这是一个容易被历史淹没的暗杀事件，也正是在这起微不足道而又语焉不详的暗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黑社会的内部体系同样具有独特的权力基因。黑社会组织如果有政府机构人员参与，就会形成“官匪”共同执掌黑权力的局面。胥吏为什么会放着官家赋予的“公权力”不去执掌，却要不惜冒险与官府对抗？

在封建时代的官僚体制中，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官员为官一任，可以是三年，也可以是五年，但胥吏是不流动的，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胥吏是世袭的，老子死了，儿子继承，一干就是好几代。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胥吏“非民非官”的边缘生存状态始终让他们无法融入正式的官场，可他们又生存在官家的权力结构中。正式升官的途径被政策堵死了，不能通过正式渠道成为“国家干部”，只能终身被“聘用”，成为官府体制外“公务员”。想要离开却又无法离开，想要融入却又无法融入，这种纠结的精神皈依之途让胥吏们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

胥吏身在官场，既没有官家付给的合法收入，又没有升官发财的路径。对于官场的那些潜规则，他们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那样的一个官场环境中，他们所能接受到的文化熏陶，说是贪官文化也毫不为过。像蔡怀这样胥吏还有管理平民百姓的权利，说是管理，无非是干些欺压良民，鱼肉百姓的事情，所以胥吏的身上兼具了江湖流氓的秉性。既然权力机制将胥吏的生存状态引向边缘化，那么像蔡怀这样的胥吏跑到黑社会组织中去寻求一份兼职，也是可以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