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6/17页）
纳粹音乐媒体仅偶尔提及西班牙和德国音乐家的合作演出，但关于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紧密关系所带来的繁荣文化合作，则有多得多的报道。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还很少上演莫扎特的音乐，1941年的庆祝活动让他的作品获得了真正的复兴。据《维也纳费加罗》报道，这是意大利文化宣传部的部长直接激发的结果；费尔南多·普列维塔利（Fernando Previtali）于3月策划的14小时电台节目也功不可没。[559]活动高潮出现在12月3日和4日，是莫扎特年的《安魂曲》纪念演出，在罗马的天使与殉教者圣母大殿（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e dei Martiri）上演，由维克托·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指挥，独唱为玛丽娅·卡尼利亚（Maria Caniglia）、埃蓓·斯蒂尼亚尼（Ebe Stignani）、贝尼亚米诺·吉利（Beniamino Gigli）和坦克雷迪·帕塞罗（TancrediPasero），合唱团有300人，乐队是大大扩编了的意大利官方广播乐团（EIAR Orchestra），全意大利所有剧院的顶尖乐师均有加盟。观众人数极为庞大，有意大利政要和第三帝国国防军代表出席。意大利利用这次活动，力图在规模和奢华程度上与维也纳的庆典活动相媲美。当然，两地的重点有所不同，意大利的演出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一丝宗教意味。华美的节目册里有一篇关于莫扎特宗教音乐的文章，出自乔万尼·台巴尔迪尼（Giovanni Tebaldini）之手，把莫扎特的成就置于纯粹意大利的语境中。[560]有趣的是，马克斯·翁格尔（Max Unger）在为《音乐》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既没有提到天主教元素，也没有提到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角度。相反，翁格尔似乎被演出质量深深打动，称其“美妙得无法描述”；同时，也被宏伟的建筑“沐浴在光之海洋中”的效果深深震撼。[561]
33.意大利的莫扎特纪念活动于1941年12月3日和4日在 罗马天使与殉教者圣母大殿上演的《安魂曲》中达到高 潮。
《安魂曲》的第一场演出的前一天，即12月2日，意大利的知识精英济济一堂，在意大利学院（Accademia d’Italia）举办了向莫扎特致敬的特别仪式。文化部长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和纳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到会。这次仪式进一步表现了两国“日渐密切的伙伴关系”。[562]然而，阿图罗·法里奈利（Arturo Farinelli）发表的纪念演讲却重申莫扎特在意大利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引述了德国和意大利意识形态对莫扎特作品的不同诠释。法里奈利虽然承认莫扎特在囊括了从巴赫和亨德尔到两个海顿的德国作曲家圣殿中的地位，但他的演说，重点在于莫扎特和意大利的关系和他艺术中的意大利特质。他公然批评“将莫扎特剥离他在我们意大利——他的第二故乡——发现的智识之光和灵感之火焰、核心的音乐学传统”，强调莫扎特通过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这样的意大利迷而间接地、也通过直接研究意大利大师的作品而直接地为意大利音乐所吸引。[563]莫扎特所使用的意大利语剧本也证明他对意大利音乐的偏爱，他的喜歌剧作品表现出他吸收了戈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精神：
意大利艺术[在他的头脑中]扎下有力的根——这根，他从未刨除。[意大利艺术][相比其他艺术]才是和他的精神更为协调的，赐予他美妙的个性以灵感的火花、微笑和[道德]支持，以及意大利化的面相。甚至在这位濒死者的[艺术]遗言中——在《安魂曲》那沉重而忧伤的页面里——也有着对意大利的温柔回忆……[莫扎特]独立的个人风格——在旋律线里，在节奏的轻巧和清晰里，在发自内心的产出里，在天然的优雅中，在贵族式的精美中——和意大利非常贴合，谁会认不出这一点呢？从意大利吹来的温柔而甜美的金色的轻风似乎穿越天空，向他展开。[564]
法里奈利着重讲到莫扎特所效法的意大利作曲家。他声称狂飙突进运动“不是我们的德国兄弟所专有的、无法看轻的特产”，还全心拥护关于奏鸣曲是起源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是意大利音乐史学家法乌斯托·托雷弗朗卡在极有争议的著作《音乐浪漫主义的意大利起源：现代奏鸣曲的原始形式》（Le origini italiane del romanticismo musicale：i primitivi della sonata moderna）中提出的，和德国音乐学家的观点显然大相径庭。此外，法里奈利似乎还暗中批评德国人对达·蓬特剧本的翻译和修改，也显示出他和德国人保持着距离：
在歌剧中，语言是无法和音乐创作分离的精神实质。今天，当看到《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和]《女人心》的意大利语剧本被换成北方人更易理解的德文本时，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