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5/17页）

巴拉什根据话剧改编的电影《莫扎特》命运更惨。这部电影在1936年就提议拍摄了，伦敦的《观察家报》称，它可能会“充满常见的苏联式宣传……关于这个伟大的18世纪音乐天才是如何被贵族抛弃，被葬在穷人墓，只有一只野狗跟着运输他遗体的板车”[548]。最后，影片直到五年后，于1941年，才在敖德萨开拍。不幸的是，摄制厂遭到袭击后，所有材料和负片都被毁了。毫无疑问，德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军事行动会摧毁巴拉什的这番事业。他们要是知道，很可能会觉得这是这位剧作家如此诠释莫扎特所应遭受的报应吧。[549]

名义上独立的东欧国家里，只有匈牙利能声称在地理和文化上靠近莫扎特，特别是该国此前正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1918年之后，该国第一次表示对莫扎特的敬仰是在1924年。该年，一个莫扎特协会在布达佩斯成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匈牙利音乐学家花了大量精力撰写莫扎特相关著作，并尝试把他的成就置于一个具有明确民族主义色彩的框架里。[550]虽然音乐界保持坚定的反德面貌，莫扎特是无法像瓦格纳或理查·施特劳斯那样被刷上条顿色彩的。

然而，无论匈牙利人如何声称他们对莫扎特有着与众不同的呼应，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和纳粹德国越来越明显的盟友关系让他们越来越无法守住自己的立场。1941年的莫扎特年庆典，就是在文化合作逐渐加强的这种局势中展开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11月和12月匈牙利国家歌剧院上演的莫扎特歌剧系列请了不少来自维也纳的歌唱家。12月13日，匈德协会（Ungarisch-Deutsch Gesellschaft）监督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举办莫扎特节。这一活动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匈牙利国家社会党的议会主席安德拉斯·塔斯纳迪—纳吉（András Tasnádi-Nagy）和宗教与教育部长伊斯特凡·费伊（István Fay）都出席了。两位关于莫扎特的演讲满足了两个民族，塔斯纳迪—纳吉强调了“这位德国天才”的伟大，费伊强调了匈牙利和莫扎特的关联。[551]

如果说匈牙利人仍然忌惮日耳曼元素会占领他们的音乐观，那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治下的西班牙就比较愿意拥抱纳粹德国批评界和音乐学界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潮流。佛朗哥掌权后，西班牙和纳粹德国的政治联盟立刻加强，西班牙对莫扎特的接受情况无疑由此塑造而成。两国结盟的一个结果是，大量德国音乐家造访了西班牙的音乐厅。特别有影响的是法兰克福歌剧院。他们在巴塞罗那的离塞乌剧院（Teatro Liceu）有常规演出，上演剧目主要是莫扎特的意大利歌剧，用的却是德译本。[552]此外，在1941年的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期间，由德国音乐学家弗里茨·布鲁斯特（Fritz Brust）和卡尔·霍尔（Karl Holl）撰写的两篇关于莫扎特的文章在长枪党刊物《前进》（Arriba）和《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发表。[553]两位作家都严格遵守纳粹教条，向西班牙读者强调莫扎特的德意志血统，把他的音乐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归因于对“德意志式的情感深度”的表达（布鲁斯特）和“对德意志本质的强调”（霍尔）。

这种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也见于两位受邀参加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的西班牙代表——费德里科·索佩尼亚（Federico Sopeña）和华金·罗德里格（Joaquín Rodrigo）——所写的报道。罗德里格在1941年12月26日发表于《人民》（Pueblo）的文章里探讨了莫扎特的德意志性，而不是他的世界公民倾向。他在文中对意大利作曲家颇轻视，说“作为意大利音乐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又明显受到法国影响，莫扎特对我们展现出的真正本质却是一位德国古典主义大师。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称莫扎特为国际化的音乐家是不对的”[554]。索佩尼亚在1941年12月31日发表在《前进》的文章里概览了莫扎特的作品，“在《C小调钢琴幻想曲》（K.475）和《魔笛》中发现了鲜明的北方口音”[555]。几个月后，他于1942年4月18日发表于同一份刊物的文章里，甚至用上了纳粹音乐学家发展出来的种族音乐理论，称莫扎特基于洛伦佐·达·蓬特的文本写出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美学失衡，他要是用了德语诗人的文本，本可大大改善”[556]。

但是，西班牙关于莫扎特的话语中仍有鲜明地区别于纳粹德国话语的特点，而这一点可被归因于佛朗哥意识形态中天主教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例如，索佩尼亚在评论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时，热情地感谢第三帝国在音乐会曲目中安排了大量宗教作品。他特别珍视莫扎特创作中的这个方面，认为它表现出“清晰、朴素的宗教情感”。[557]相似地，J.伊格纳齐奥·普里耶托（J.Ignacio Prieto）在《国家电台》（Radio Nacional）杂志上把莫扎特介绍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