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果（第10/11页）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28] 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29] 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30]
相对而言，除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地区）以及北美之外，世界各地的乡下农民几乎皆是目不识丁的［1860年的西班牙，有75%的男人和89%的女人是文盲；1865年的意大利南部，居民90%是文盲，甚至在最先进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文盲亦高达57%—59%；1870年前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士兵中，文盲占99%。法国情况则相反，到了1876年，乡下80%的男人和67%的女人受过教育；荷兰几乎84%的士兵受过教育（在荷兰和格罗宁根省，这个比例为89%—90%）；甚至在教育明显落后的比利时，能看书写字的士兵亦高达65%（1869年）。至于识字程度，当然是十分一般[31] ］。然而即使在落后守旧的地区，也只有两种乡下人才是继承古老文化的主要支柱——老年人和女人。他们将“老太太的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有时连城里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的人也来听。然而说也奇怪，所有的新事物在这段时间也是通过妇女传到乡村。在英格兰农村中，女孩子比男孩子识字多——这种情形似乎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明方式”的代表非妇女莫属——读书、讲究卫生、“漂亮”的房屋、按城里样式布置的住宅以及端庄、不酗酒——与男人粗野、凶暴、醉酒的方式恰成对比；哈克贝里·费恩（Huckleberry Finn）便是在吃了大亏后才明白这点。母亲督促儿子“检点、长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父亲。也许此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年轻的乡下姑娘进城里为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家庭当女佣。事实上，对男人和女人而言，伟大的提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便是破坏古老方式和学习新方式的过程。接着我们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 Cited in Jean Meyer, Problemas campesinos y revueltas agrarias (1821-1910) (Mexico 1973), p. 93.
[2] Cited in R. Giusti, ‘L’agricoltura e i contadini ne! Mantovano (1848-1866)’, Movimento Operaio VII, 3-4 (1955), p.386.
[3] Neumann-Spallart, op. cit., p.65.
[4] Mitchell and Deane, op. cit., pp.356-7.
[5] M. Hroch,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ue 1968), 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