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第7/9页）

第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说是直觉的天才），早在1789年就已寿终正寝，此人即卢梭。徘徊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其自身这一信念之间，基于理性的国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怀疑之间，在承认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破坏“自然”原始人和谐的必然性两者之间，卢梭表达了他个人以及其阶级的困境，这些阶级既不能接受工厂主对自由主义的确信，又无法认同无产者对社会主义的确信。这位难以相处、神经质，却又相当伟大的人物，无须我们详细探讨，因为并没有卢梭主义的专属思想学派或政治学派——除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分子。卢梭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而强大，尤其在德意志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但那不是一种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观念和热情的影响。他在平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许仅仅在诸如马志尼和与他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这类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间，他才占有支配地位。整体而言，它更常与诸如杰斐逊和潘恩这类18世纪理性主义正统思想的改编物融合在一起。

近来的学术风尚对卢梭的误解愈来愈深。他们讽刺那种把他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一道归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先驱之列的传统，因为卢梭是他们的批判者。但是，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在当时的确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19世纪早期在小工厂里重印其著作的人，也自动地把他与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其他人一并视作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最近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卢梭攻击成左翼“极权主义”的鼻祖，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影响过近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6] 他的典型追随者在本书所论时期及其之后，都是雅各宾派、杰斐逊主义者和马志尼这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信奉实行民主、民族主义，以及平等分配财产并设有某些福利制度的小型独立政权。在本书所论的时期里，一般人皆认为他是倡导平等、倡导自由，反对暴政和剥削（“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倡导民主，反对寡头政治；倡导未被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的世故圆滑污染的单纯“自然人”；倡导“情感”，反对冷酷的计算。

第二群人，也许最好被称为德意志哲学团体，他们要复杂得多。并且，由于其成员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倾向于集中精力建造精心构筑的普遍思想体系。在德意志，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当罕见。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这位大科学家的兄弟，是最为有名的一个。在德意志中层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进步的必然性信念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好处的信念，与对开明家长制或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阶级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这种态度非常普遍，相当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和受雇于政府的教授阶级。伟大的歌德，自己就是一个小邦的部长和枢密顾问官，他曾将他的看法做了极佳的阐明。[13] 中产阶级的要求——经常在哲学上被形容为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由一个开明的政府加以执行，这些要求充分代表了德意志温和的自由主义。德意志诸邦在其最好的状态下，总是采取富有活力和效果的主动措施，来促进经济和教育的进步，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对德意志实业家并不是特别有好处的政策，但却也未曾因此削弱这种观点的吸引力。

但是，尽管我们能够把德意志中产阶级思想家（体谅到他们历史地位的特殊性）的务实世界观，与其他国家和他们持相反立场的那些人的世界观进行类比，我们并不肯定就能以这种方式解释整个德意志思想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冷淡。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牛顿、笛卡儿的分析等等），完全不适合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的胃口；明显吸引他们的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对有机整体的广泛概括。在18世纪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法国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强化了德意志思想中的这种条顿主义。但这更可能是延续自上一个世纪的思想氛围，在那个世纪，德意志在经济上、思想上，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衰落，维持了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古风，正像它一成不变地保存了德意志小城镇的16世纪旧貌一样。无论如何，德意志思想（不管是在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的基本氛围，显然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主要传统。[7] 在18世纪的古典主义正走向其极限之时，这种古风赋予德意志思想某些优势，也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日渐重要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