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革命（第10/13页）

再者，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或福利社会，毫无疑问会从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中捐出一部分，用于社会目的。但是在本书所论的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产阶级所负担的赋税实际上并不太重，于是他们可以不断在饥寒交迫的人民大众中累积财富，民众的忍饥挨饿与他们的财富累积如影随形。中产阶级不是乡下人，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积蓄贮藏在长筒羊毛袜中，或者把钱财变成金手镯，他们必须为它们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但是，到哪里去投资呢？举例来说，现有的工业已经变得极为廉价，最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可供投资的剩余资金，即使我们假定棉纺织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它的资本费用也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所需要的是一块足以吸纳所有闲余资金的大海绵。[14]

对外投资显然是一条可行的渠道。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大部分旧政权力求恢复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新政体则以它们惯常的做法，肆无忌惮地为一些不太明确的目的举债——迫不及待地要取得无限额的贷款，英国投资者何乐而不为！不过，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20年代显得那么有希望，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回报曾是那般诱人，只不过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外国政府在1818—1831年间所接受的25笔贷款中，到1831年时，竟有16笔（涉及大约4 200万英镑中的一半）是拖欠的。按规定，他们应偿还给投资者7%或9%的利息，但是，实际上投资者平均只收到3.1%的利息。在希腊有过这样的事情：1824—1825年利息为5%的贷款，直到1870年以后才开始偿付，而且在此之前分文未给。遇上像希腊这样的情形，谁还能不感到沮丧呢？[32] 很自然，那些在1825年及1835—1837年投机狂潮中流向国外的资本，从此以后就开始追求显然不会太令人失望的投资场所。

作家弗朗西斯（John Francis）回顾了1851年后的投资狂热，他是这样描写富人的：“对于工业界人士来说，富人们发现财富的累积速度总是超过合法公正的投资模式……他看到，在他年轻时，钱都投入了战争贷款，而成年时期积累的财富，则在南美的矿山中付诸东流，他的钱财在那里用于筑路、雇用劳工和扩大商业。（铁路）规模，投入的资本如果失败，至少是被创造铁路的国家吸收。投资铁路与投资外国矿山或外国借贷不同，它们不会一无所剩，或者说，不会毫无价值。”[33]

投资者是否能在国内找到其他的投资形式——比如建筑投资——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投资者找到了铁路这条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股投资洪流，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叶奔腾而来的投资潮流，那么，我们当然无法想象能这样迅速、这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这是一个幸运的关头，因为铁路恰好一下子解决了英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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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只是历史学家的部分任务。历史学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溯经济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追溯为维持这一崭新、革命化的过程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适应。

需要动员和调配的第一项，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劳动力，因为，工业经济意味着农业人口（也就是乡村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非农业（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比重急遽上升，而且，几乎必然引起（如我们所论时期那样）人口迅速全面的增长。因而，这也意味着主要由国内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必先大幅度地增产，此即“农业革命”。[15]

长期以来，城镇和非农业聚居区在英国的迅速增长，都很自然地推动着农业。幸亏英国农业的效率在前工业化时期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对它稍加改良——对畜牧业稍加合理管理，实行轮作制、施肥，以及改进农场设计，或采用新作物——都能产生极为巨大的效果。这种农业变革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使得人口在最初几个阶段的增长成为可能。物价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异常高涨之后，紧接着发生经济衰退，使英国的农业生产惨遭损害，虽然如此，农业发展的动力却自然地持续下去。从技术和资本投资来看，本书所论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可能相当有限，但在此之后，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时代可以说已经来临。英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攀升，使得英国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能够为数量已达到18世纪2至3倍的英国人口，提供98%的谷物，[34] 农业的进步是借由广泛采用在18世纪早期开始应用的耕作方法，通过合理化和扩大耕作面积而获得的。

所有这些进步，并不是经由技术变革，而是通过社会变革一一取得的：取消中世纪遗留下来共同耕作的敞田制和公共放牧（“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以及对土地非商业性经营的陈旧观念。由于16—18世纪的农业进步为日后做好了准备，因此，英国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较为顺利地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尽管在此过程中不仅常常受到农村不幸穷人的抵抗，而且也受到因循守旧的乡绅抵制。但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得英国成为一个由少数大土地所有者、一定数量以营利为目的的租佃农场主人，以及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在1795年的饥荒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很多郡的乡绅法官，纷纷自动采纳救济贫民的“斯平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人们一直把这一制度看作是为了保护旧有的乡村社会，抵御金钱关系侵害所做的最后一次有组织尝试。[16] 农业经营者以《谷物法》来保护农业生产，抵御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们不顾所有的经济保守主义，这些人把农业视如其他任何行业，只根据获利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谷物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反对上述倾向的宣言书。但是，这些为抗拒资本主义最终进入乡村所做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1830年后，他们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前进浪潮中，节节败退。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