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12/14页）

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在战争结束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冷战期间，联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在信贷业务与信用卡服务的快速普及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当总是习惯着眼未来的美国人，如今甚至能够先拿到商品后付款。简而言之，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繁荣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爵士乐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么摇滚乐则在60年代唱响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声最初飘扬在唱片中，1956以后，其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二战结束时，只有大约16000名美国人拥有电视这样的奢侈品，随着美国城郊家庭数量的增长，到了1953年，他们当中已经有2/3拥有电视。郊区生活还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汽车给美国，尤其是城市地区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而战后大量民众逃离城市去往郊区，也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没落。对美国而言，人口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50年代至60年代间，美国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强。1960年，有超过1/4的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当凯鲁亚克寻找美国时，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并不奇怪了。

肯尼迪在寻找美国时，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他没有将那里描述为“一连串的许诺”，而是描述成“一连串的挑战”。肯尼迪坚称，美国已经经历了“智识与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与合理”这两个概念。他承诺会让美国重回正轨，要带领美国来到一个新的边疆，在这个边疆之外，存在着“尚未涉足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问题”。他宣布，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相同建制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讲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南方邦联，而是“一心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体系”。

在最后一点上，肯尼迪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当选总统的那年年初，南方爆发了民权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决定在当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驱逐时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花了5个月，伍尔沃斯连锁店才答应终止午餐柜台上的种族歧视，但这是黑人争取平等之战的又一次胜利，并且其时机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