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的西征从联盟到国家（第11/14页）

由于前一年在那里发现了金矿，加利福尼亚州在1849年加入联邦的决定大受欢迎，并且迅速被接纳。加利福尼亚州最开始的宪法与美国其他各州并无区别，第一项条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独立”，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上述权利受到属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护，并通过一个“为人民获得保护、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来表达。其中没有规定任何种族或者人种之间存在差别。不过，3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对宪法进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宪法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议案。虽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后裔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上述权利并不能扩至所有人。州宪法宣称“中国人，痴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耻罪行的人”无权“行使州内的选民特权”。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和蒙古人”。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州宪法还规定“所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实行、保存和发布”。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也许并不是这些排斥性条款会被写入宪法，而是它们竟会被写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宪法。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时，就已经因其潜在的财富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移民。同时，在它还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旧省上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居住着大量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土著人口。美墨战争结束后，双方在1848年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其中规定墨西哥割让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领地给美国，在这些地区居住的墨西哥人也就自动获得了美国公民权。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关州宪法的争论也就比其他很多州都要复杂，但最终也有可能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公民权概念。

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入联邦时已经是一个废除奴隶制的自由州，不仅如此，在制宪辩论的过程中，参会者也非常强调那些“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与美国本土公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金博尔·迪米克（Kimball H. Dimmick）作为代表之一参与了会议。他最初来自纽约，1849年当选为圣何塞市市长。在会议中，他强调“在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和美国人之间”不应该设置任何“分界线”。他的支持者们，也就是那些具有墨西哥血统的人，现在“都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不会同意被当作少数族裔看待，”他解释道，“他们都将自己归为美国人”。因此，“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他们都“理应被当作社会主流对待，”金博尔总结道，“他们相信从此以后自己将会被视作是美国人。”最终通过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立场。此外，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双语特点，它还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发布。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种状态并不能维持太久。

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仍持有包容的态度，但是到了1879年，它却不可思议地开始公开秉持排华立场。从很多方面来讲，这种转变都与美国的发展趋势一致。这些趋势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存在。实际上在那时，南方和北方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转移了反对移民，尤其是反对天主教的社会情绪。不过，这种社会情绪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都是北方政治、宗教和社会图景中一个固有部分。19世纪50年代，持有排外立场的美国人党（或称无知党）的短暂出现，显示出这种趋势的持续性和局限性。当然，很多联邦的少数族裔军团，尤其是爱尔兰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试图对抗这种反天主教的偏见。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这种地方却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西部沿海州距离东部战场太过遥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本土天主教人口和天主教移民、新教移民相互融合，这让以新教徒为主的精英们感到惊恐，因此在这里，反天主教情绪的程度更深。

美国历史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人们认同了一种外部威胁，那么即使他们分歧再大，也会团结在一起。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心中的威胁来自于中国人。中国劳工被引入美国，是为了修建能够统一美国的铁路，而最后他们至少在种族问题上统一了美国，让种族问题的风头盖过了威胁到加利福尼亚和全国稳定的宗教分裂问题。仅仅在1870—1880这十年间，中国移民的数量就从不到100人激增至超过10万人。在此之后，由于1882年议会制定《排华法案》营造了排华的社会情绪，禁止中国劳工继续移民美国，中国移民的数量才随之下降。

内战即使没有全然中止移民行为，但也已经减缓了其速度；同时，它虽然没有完全压制美国的排外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这种声音。不过，在战后的几年中，两者却又卷土重来。在这片托马斯·潘恩描绘的“人类的庇护所”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将潘恩的乌托邦蓝图真正凝结为自由女神像（1886年）外形的时代中，对于移民的敌意看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不过，那些倡导“所有美国人享有相同权利”的人却发现，内战和接下来的宪法修正案——也就是三项“重建修正案”——都没能为建构一个包容的新美国国家身份提供实际的土壤。第十三修正案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第十四修正案已经明确了公民权；第十五修正案也确保了各个种族的投票权（当然，女性另当别论）。理论上讲，拥有了这些修正案，美国就可以期许一个更加积极的未来。但实际却证明，想要挣脱过去的牵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经历千难万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