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10/16页）

一度困扰普鲁士陆军的那种人事政治，这时在奥匈帝国扎根。参谋官与团军官钩心斗角，而军方的新作风更加剧这暗斗。哈布斯堡参谋部以让军队更能打、“更普鲁士”为名，持续增加团参谋官的人数，于是到一九一〇年时，每个团有十或更多参谋官，每个营有两个参谋官。但野战部队认为此举意在扩大权倾一时的参谋总长的影响力和职务任命权，而非使野战部队更有战斗力。派系分立，人尽皆知。曾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之参谋总长达二十五年（一八八一至一九〇六）的弗里德里希·贝克将军，乃是唯一被这位老皇帝称作“我朋友”之人。老狐狸贝克透过这一深厚交情集大权和庞大财富于一身，因而被人畏称为“副皇帝”。[50]贝克变得日益懒散，生活舒适讲究吃喝，却坚持不肯退休，靠下属代劳他的职务。其中最可靠的下属，乃是人称“贝克的皇储”，将在一九一四年时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角色的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将军。在日益萎靡的贝克终于被逼退休时，派系现象更为严重，因为新的派系不择手段谋取贝克超过二十五年来所积聚的权力（贝克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逼退时，难过的皇帝给了贝克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优厚的闲差作为补偿）。[51]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为武装部队督察长和皇储，经营一有力派系，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副官（军事办公室主任）阿瑟·博尔弗拉斯（Arthur Bolfras）将军，也有自己的派系。贝克自一八六六年起一直是皇帝的亲信，因此皇帝和博尔弗拉斯自然打算让“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接任参谋总长。但弗朗茨·斐迪南不想看到贝克下台后透过代理人继续呼风唤雨，于是想到了他在一九〇一年匈牙利境内的帝国军事演习时遇过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52]派系分分合合，叫人眼花缭乱。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奥匈帝国陆军部长的弗朗茨·舍奈赫（Franz Schönaich）将军，利用陆军部结党营私，提拔自己门生。他与皇帝和博尔弗拉斯结盟对付康拉德，但也对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其超级干练的军事文书署署长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雷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上尉（后来升少校，再升上校，这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小圈圈里升迁不慢）。

一九一一年的舍奈赫危机，使这些派系对立之事曝光。那一年，两派系达成一重大交易：皇帝愿意将舍奈赫解职，换取斐迪南大公将康拉德解职，他因鼓吹战争、高谈匈牙利之不是而令皇帝极为反感。斐迪南大公瞧不起舍奈赫对匈牙利人不够强硬，动不动就让步以安抚匈牙利人的不满。法国大使馆眼中“冷漠、乏味、时时紧张且性情不定”的波蒂奥雷克，极力想夺下参谋总长之位，他具有足以和这个“舍奈赫圈子”联手对付康拉德的资深地位和分量。法国人指出，“他极想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这一次，波蒂奥雷克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继续耍阴谋施诡计，直到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为止，乃至爆发之后。[53]

为遏制持续侵权的斐迪南大公，凸显帝国大政仍由他当家做主，这位老迈的皇帝坚持每年由他，而非由弗朗茨·斐迪南，发布升迁令和交付任务。奥匈帝国军官抱着嫉妒心态看谁拿到“最好的驻地”和职位，谁被流放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参谋官把野战军官斥为“前线野兽”，而这些“野兽”则痛批参谋官在灰屋（‘das graueHaus’位于维也纳的参谋部总部）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在贝克、康拉德领导下，受冷落的“前线野兽”老年化，饱受呵护的参谋官则年轻化。一九一二年，有位军官哀叹军队里他所谓的“令人苦恼的不搭调现象”，即既有欧洲最老的野战军官，又有最年轻的参谋。[54]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建议打开灰屋的窗子，好让“光线、空气、清新微风进去，吹走维也纳的派系、爱泡咖啡馆者、整天窝在办公室的头头”。[55]布罗施上校于一九一三年示警道，康拉德（斐迪南大公的早期门生）已在参谋部作战局建立自己的派系。这时的参谋部作战局被人称作Feldhernngestüt，即将领的种马场。如果康拉德不让某军官到那个机关历练，那人绝无机会出掌军或集团军。一如他之前的贝克，“康拉德权力已太大，凌驾整个军官团，且安插自己人填补最好的职缺，从而摧毁了士气”。“在咖啡馆这个流言蜚语的渊薮生出”的中伤传言，引发派系对立。

有斐迪南大公这条人脉当护身符的布罗施上校，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不断暗地诉说康拉德的不是，也抱怨钱的事。有钱军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收入不足以温饱的军官，服役和退役期间都得忍受穷苦生活，两者间的反差使整个军官团气氛紧张。执掌陆军部某部门的乌尔班将军（General Urban），虽在一九一一年拿了全额退休金退役，却在一九一三年重回陆军部任职，“因为发现在外面过不了好日子”。[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