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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

就在该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久，巴纳德学院领导按地址找到这位女生并要开除她，理由是她违犯了宿舍纪律，还在被调查过程中撒谎。但这位女生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这引起了相邻的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学生声援：他们在巴纳德学院图书馆前挥舞着标语和请愿书，要求更改学生住宿管理规定。这些示威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这个事件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令苏兹贝格夫人更加懊恼的是，《纽约时报》竟然全面报道了此事。她认为，好像编辑们刚刚发现性一样，大惊小怪。有一天，她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正确对待性问题？”并提醒他，“在我的年代，这个问题也受关注。”

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