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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时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纽约时报》同样有许多人——甚至更多——并没有终止和那些被委员会审查的第三层八到十个雇员或整个大楼里的其他人的友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友谊可以得到增进，它靠一种不畏惧专门委员会一些调查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所巩固，因为这些调查者的真实目的受到了《纽约时报》高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的做法已经显示出漫不经心的迹象。一天一个调查员带着给一个叫“威拉德·谢尔登”的人的传票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摇摇头，回答说《纽约时报》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尽管卡特利奇心里清楚《芝加哥太阳报》有个威拉德·谢尔登）。于是这个调查者顿时感到迷惑，问道：“好吧，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社里有什么人叫谢尔登？”卡特利奇说，有一个人叫罗伯特·谢尔登——使卡特利奇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看到这个调查员在传票上划掉威拉德的名字，写上了罗伯特的名字。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尽管《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和编辑极力保持平静和客观，每一天都派没有争议的记者去全面而精确地采访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但每当《纽约时报》的一个被揭了底的人进入新闻编辑部，坐到他的编辑桌或打字机旁时，还是能感觉到内部的影响——在他周围会有轻微的沙沙作响的不自然动作，如某个同事装出来的欢乐，或者谈话突然停止，或者有人表达同情，或者故意避免提到最近一期《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进入新闻编辑部某个人的证词和照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整个队伍都被询问所触动，那些被挑出来的人感觉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两个老记者被点了名，被专门委员会找去了，现在已经几天没有承担城市组的采访任务了。一个记者自1947年以来就在华盛顿分社工作，在参议院里采访过许多报道，现在被赖斯顿打发掉了，送到了纽约，此后的两年坐在了加工改写编辑组的最后一排，实际上是做一个职员的工作——收集每天的新闻摘要和索引。最终他的悔过得到了补偿，他重新得到了他作为署名作者的地位，但再也没有回华盛顿。几年后他在纽约也被剥夺了他所胜任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因为他向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长岛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这决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前共产党员宽恕。

《纽约时报》的最高层——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查尔斯·默茨、特纳·卡特利奇和詹姆斯·赖斯顿等人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大量的权衡：《纽约时报》如何才能既和奥克斯的传统的爱国主义保持一致，又不对调查者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违反《纽约时报》多年来在它社论中明确拥护的民权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呢？在高层管理者中几乎不怀疑，由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之所以专门调查《纽约时报》，恰恰是因为它拼命反对与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的同事、印第安那州的威廉·E.詹纳参议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内华达州的朱利恩·G.索瓦恩）有关的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纽约时报》谴责了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挑战了国会各种委员会使用的谩骂方法，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攻击了麦卡伦移民法案的限制；因为它批评了一种安全体制，这种体制掩盖了它产生的牺牲品的控诉；因为它坚信美国民主的真正精神，是要求严格认真地尊重哪怕是最底层的个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苏兹贝格也承认新闻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要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接受国会的正当询问。苏兹贝格本人，在他的公开讲演和声明中说，他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偏爱的证人，他不想让他的工资单上有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认为所有被专门委员会召去的雇员都应该合作。他希望他们不要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译者注]。《纽约时报》的头两个被传讯的记者承认，他们曾是共产党员，但在30年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就退出了。但下一个证人，一个文字编辑却拒绝公开他过去的政治背景，当他站在专门委员会面前时，他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苏兹贝格把他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