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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卡特利奇来到伊斯特兰的办公室，参议员和蔼可亲，笑逐颜开，他拉着卡特利奇的手以真诚的口气说：“嗨，特纳，我并没有想麻烦《纽约时报》。”

“是的，那么你对付的是什么呢？”卡特利奇问。

“好吧，”参议员耸了耸肩说，“什么也没有，真的。”

伊斯特兰不会再说别的什么了。对卡特利奇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闲逛的、微笑的、没有结果的下午，伊斯特兰表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专门委员会的顾问朱利恩·G.索瓦恩在主持这次调查。但当詹姆斯·赖斯顿后来在为《纽约时报》写东西而采访索瓦恩——把这位顾问描述为“矮胖，说话温柔”——时索瓦恩坚持说，没有伊斯特兰的许可，他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没有得到授权决不会发传票。卡特利奇在和伊斯特兰谈话后的确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只是提醒自己：伊斯特兰们是来自三角洲的种植园主似的家伙。据一些密西西比人说，三角洲的人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是有财产的人，就像他们遵循的季节周期一样多变；他们是爱社交的人，不想被发现与任何人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狡诈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难把握的。

在这一时期认识卡特利奇的人都感觉到，他正在变成很难把握的人。他经常是漠然的和含糊的。1948年他同妻子离了婚，把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了萨迪餐厅里，以致他的照片不久就被挂在了餐厅墙上，他的名字上了菜单（“卡特利奇小牛排”）。1955年，他对他的朋友们显示出一种更深的挫折和失败感，一次他对他们说可以找人取代他当主编了。

如果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曾经考虑过这样做的话，他也没有明说。苏兹贝格态度上唯一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他决定增强《纽约时报》对伊斯特兰专门委员会的立场，在宪法第五修正案上采取多少缓和的路线——尽管自那时以来《纽约时报》又解雇了一个文字编辑，即星期天书评主任的助手，他在寻求第五修正案保护后，迫于压力而辞职。

但约翰·奥凯斯在他以前给苏兹贝格的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似乎影响了苏兹贝格、德赖富斯和默茨。在1956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长长的社论中，默茨写道：

在这些被证明过去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或出于私人原因求助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雇员的案情中，我们的政策是根据其自身情况，根据每个人在我们组织中的责任以及他同本报的关系使他值得我们相信的程度，来判断每一案情。

接着，以一种并不经常渗透在《纽约时报》社论中的感情，查尔斯·默茨用一段苏兹贝格特别欣赏的话结束了他的社论：

我们不能清楚明白地讲出遥远的未来。但我们有信仰，这一信仰是强有力的，在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现在的专门委员会被忘记后很久，在种族隔离在南方最终遭到惨败后很久，在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受欢迎的记忆后很久，在国会最近的委员会得知它不能成功地阻碍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之后很久，《纽约时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