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10/13页）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传统家庭凝聚力松弛之下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都知道，家庭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社会合作的经济机制，是维系农业社会，以及早期工业经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主力。因为19世纪末期，资本尚未大量集中；而现代大公司组织前身的大型企业，即那只将要在市场活动上补充亚当·斯密那只“无形之手”的“有形之手”（Chandler，1977），当时也还没兴起，因此社会上缺乏一股“不具个人性”的资本企业结构。[6] 可是家庭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市场，依然缺乏任何一个私有利润制度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即对权利义务的信任——或其法律的化身，合同执行力的保障。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一向需要靠国家（17世纪主张个人主义政治学说者，对此知之甚详），或亲族社区的力量来完成。因此国际贸易、银行金融等在远地的操作经营涉及的巨大利润及高度风险，往往得靠家族方式的结合始能获得成功，若由具有共同宗教团结意识的群体进行则更佳，如犹太人、教友派信徒（Quakers）、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编者注：法国加尔文派教徒之称）等等即属此例。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的今天，这一类的关系组合，依然是犯罪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黑社会集团经营的生意，既属违法，自然便没有法律来保护或保障它的合同契约，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家族的关系及死亡的威吓。黑社会组织中最成功者，首推卡拉布里亚（Calabrian）黑手党，其成员就包括一家数名兄弟在内（Ciconte，1992，pp.361—362）。

时移势迁，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等，种种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一旦这些观念制度不再被人视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不再能保证社会合作及社会生命的延续，它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组织能力也就消失于无形。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制约社会行为的真实力量，缩减成为个人观点，最多也只能要求法律承认其所占有的至高意义。[7] 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再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从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了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却都避开价值判断的重心不谈。充其量，也只把价值判断贬为无限制个人自由之下唯一仅存的公约数而已。

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不但为它们的人民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残留的痕迹似乎尽去。单亲家庭（以母职为主），虽然依旧意味着可能一辈子不得从贫穷翻身，可是在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下，却也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受到终身保障。退休金、福利措施，以及人生晚年的养老院，替社会照顾了它的老人；因为儿女若不是不能，就是不再感到有义务抚养自己年迈的双亲。同样，传统上其他原属于家庭的责任，如抚育婴儿的任务，也由母亲移转到托儿所、育婴院，一如社会主义人士所愿，照顾了工作妇女的需要。

于是在形形色色先进思想的号角指挥下，不论是基于理性的计划推论，还是实际人生的历史走向，都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中包括对于传统家庭的各种批评——或因其置女人、儿童、青少年于屈从的地位，或从普遍性解放的观点为之。总之，理论与事实同时并进。物质上，集社会之力提供的公众帮助，显然优于多数家庭所能为自己准备的（或因贫穷或其他原因）。单看民主国家的孩童，历经两次大战，却比以前更为健康，营养也更为均衡，显然足以证明此说的正确。20世纪末，尽管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府及人士频频攻击，福利制度却依然存于最富有的数国而不坠。更有甚者，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