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鸟瞰20世纪（第8/9页）

然而欧洲势力的衰颓，除了对政治史家而外，是否是一项富有普遍重大意义的演变呢？也许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只是表明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知识文化结构有了某些变化。即便在1914年，美国就已在世界上占据主要的工业经济地位。而在“短20世纪”里征服了全球的规模化生产与大众文化，在那时也是以美国为开路先锋、标准模范和一大推进力量。美国，尽管有其独到之处，却是欧洲在海外的延伸，更在“西方文明”的头衔之下，被认作是与旧大陆同气连枝的一家人。不论美国未来的展望如何，从90年代回头望去，美国的确可以将此世纪视作“美国人的世纪”，是一页看它兴起、看它称雄的历史。而19世纪那一些工业化的国家，如今集合起来，也仍为地球上的一霸，是全球财富、经济、科技力量最为雄厚集中的一群。它们的人民，也还是生活水准最高的人间骄子。在世纪末的今天，它们工业的密集度虽然减退，它们的生产虽然移向其他大陆，但是它宝刀未老，这些变化毕竟为它们尚存的实力所弥补，而且不仅仅是补足而已。因此，就此而言，若以为旧有以欧洲为尊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败，那就过于肤浅了。

第二项变化的意义，则较第一项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全球已经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时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众多目的而言，尤以经济事务来说，全球已经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以领土国家政治为界定的“国家经济”，却一落而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也许，在未来21世纪中叶的观察家眼里，“地球村”的建设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还未曾进入高层阶段——地球村一词系于60年代为麦克鲁汉所创（Macluhan，1962）。可是不可否认，某些经济性与技术性的事务，以及科学性的活动，那时的确已经改头换面。而个人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也在其中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所难以想象的传播输送的高速进步。然而20世纪末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可能是在国际化脚步日益加速与公众建构以及人类的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趋于缓和。说也奇怪，私人行为却能与这个有卫星电视、电子邮件、越洋上班、在印度洋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欢度佳节的新世界协调无间，安之若素。

第三项变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a-social）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不过，这种趋势举世皆有，不是发达国家一处如此；再加上传统社会及宗教的没落，以及“实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发强化之势。

如此一个社会，由众多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自我满足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所谓满足，究竟是冠以利润、乐趣，或其他任何名目，在此无关紧要）。而个人之间，除了这个相通点外，其余则毫无关系。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社会，一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里面已经隐隐然焉。早在革命时代以来，各种色彩的意识形态观察家们就已预言，维系旧社会的约束力迟早将会解体，并一步步紧追它的进展。早年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便针对资本主义扮演的革命角色大为发挥，此话也已经耳熟能详：“资产阶级……已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封建族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不过上面这番话，却不曾道出革命性资本主义新社会在实际运用上的全部真相。

新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实并不在于将自己由旧社会继承的一切事物予以封杀，却在选择性地对过去予以改造，以符合一己之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毫不犹豫，便急急引进“经济上的激进个人主义……将经济过程之中的一切传统关系，撕成两半”（意指凡是一切有碍它的东西）。与此同时，却担心文化上（或行为道德上）进行“激进个人主义实验”的不良后果（Daniel Bell，1976，p.18）。这其中，其实并没有任何所谓“社会学上的矛盾”（sociological puzzle）存在。因为“自由市场”的法则，虽然原与——比如说——清教徒的伦理道德、不求近利、不图立即回报、勤勉的工作观、家庭的责任与信任等等毫无关系，但是若欲建立一个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与以上这些推动力量相结合。而那些主张废弃道德的个人造反观点，自然得戒之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