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9/9页）

由于《圣经》不同段落的许多观点似乎相互矛盾，而且《圣经》的指示不能解答许多个人问题，所以拉比们不得不时常发挥独创性，把《圣经》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几乎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每个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这样一种信仰和道德规范就像古代中东凋谢的文化景观中的一束亮光，中东的大城市中大量充斥着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价值，却没有获得任何适合城市环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规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犹太教繁荣发展，在动荡而艰难的时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灵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后很久，《圣经》的内容才被编定，直到公元后几个世纪，拉比们对《圣经》的注释才固定下来。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犹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的生命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琐罗亚斯德教

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的遥远东部，公元前6世纪，另一场宗教运动变得举足轻重。与作为唯一伟大的先知产物的犹太教的发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与琐罗亚斯德的名字连在一起，琐罗亚斯德蔑视和抨击民族传统，力图革新各种事物。虽然现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们的宗教追溯到琐罗亚斯德，但是这种联系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献就很难确定哪些可被归于琐罗亚斯德本人。这些宗教文献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the Gathas）是用波斯语的草书形式写成，许多段落至今仍然不为现代学者所理解。

因此，很难了解琐罗亚斯德的详细教义，关于他在何时何地传教也存在激烈争议。唯一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是波斯国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铭文中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话语。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时代，琐罗亚斯德的教义很可能只是一部刚刚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图解释和梳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当波斯人开始帝国征程之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自我。

琐罗亚斯德的启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扬至高无上、虚无缥缈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荣耀。马兹达注定与邪恶主神阿里曼争夺宇宙。每个好人的职责显然是站在“光明”一边，遵守由先知琐罗亚斯德传达的阿胡拉·马兹达的指示。这些就涉及适当的崇拜仪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对待他人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回报，琐罗亚斯德许诺此世的兴旺和来世的永生。他似乎还认为，世界的末日将在预定的时节来临，到那时，阿胡拉·马兹达将带来由金属融化而成的净化洪水，吞噬恶人，彰显自己的胜利。到那时，神圣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将永远沉浸于他们的胜利喜悦之中。

琐罗亚斯德教从未成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数贵族和宫廷人员完全接受先知的教义。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后，波斯君主们留下的铭文所提及的神和观念就与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现代学者所重构的任何教义）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宫廷内，严格的琐罗亚斯德教也没有长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鲁士统治下取得并在大流士统治下得以巩固的政治权威意味着，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后来犹太教的一些特点——如天使的观念和恶人将入炼狱的观点——或直接借鉴自琐罗亚斯德教，或受到其教义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没能像犹太教及其两个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改造世界。但是琐罗亚斯德的教义的确值得与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的教义一起，被视作某种严肃而积极的势力，试图为古代中东大一统世界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提供宗教指导和秩序。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主义对恶的解释比任何严格的一神教都有说服力。因此，间接起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主义出现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之中；但是琐罗亚斯德教本身几乎没有幸存下来，除了后来印度拜火教群体中面目全非的形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