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7/9页）

埃及宗教的演变比较剧烈。驱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之后，埃及人踏上向亚洲扩张的帝国征程，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尼罗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国方式。将尼罗河和法老视为宇宙中心的旧观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纪，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进分子由此兴起，他们认为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传统众神都是虚假的。对改革者来说，只有无处不在的、恩泽众生的光辉的太阳神阿吞，与像太阳一般仁爱并无所不在的法老（至少理论上），具有真正的神性。当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时，他支持这些观点，将自己改名为埃赫纳吞，并开始利用法老的所有传统权力，废除了埃及的旧仪式和神祇。这遭到了祭司和保守主义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吞去世后，信仰阿吞神的人遭到残酷迫害，就像从前埃及旧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暂迫害一样。因此，埃及人放弃了改造宗教传统、以适应与遥远民族的接触而带来的新现实的全部努力。各种事务都奉行严格的保守主义，古代知识因其古老性而被点滴珍惜，这些变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艺术领域，例如雕塑家会复制古王国时期的作品，且技巧纯熟，以至于现代学者常常不能确定哪个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哪个是2000年后仿制的！

古代中东政治史加强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公元前1100年后，埃及政权退缩到狭窄的尼罗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亚述望而却步，并使波斯对它的控制难以持久稳定。总之，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埃及都与外部世界隔绝了，正是由于这种做法，直到罗马时代，埃及还能够保留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早期犹太教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这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能。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在这场重新确定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的斗争中，以巴勒斯坦为中心、记录在希伯来经典中的犹太教传统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现代犹太教，也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圣经》传统把希伯来人追溯到亚伯拉罕，他离开苏美尔城邦乌尔（也许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沙漠边缘过着游牧生活。据说亚伯拉罕的迁徙跨越了环绕阿拉伯沙漠北缘的肥沃新月地带，直到他与其追随者到达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来历史上，下一个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埃及文献和编年史很难与《圣经》故事吻合。也许一些希伯来人随着希克索斯人一起迁徙到埃及，后来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征服；但是没有埃及文献这么说。《出埃及记》中的领袖摩西也许曾接触阿吞宗教；但是关于此事也没有证据，除了他的埃及名字。关于受压迫的希伯来人如何逃离埃及、在西奈半岛恢复游牧生活，《圣经》的记叙可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耶和华的契约、摩西在西奈山脚下的立法活动等，似乎的确正是一个忘记了沙漠中的习惯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入侵迦南地并占领巴勒斯坦丘陵地区的希伯来人是刚从沙漠中而来，只有少数人（也许12个部落中的一两个）曾经到过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对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来说，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过保护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胁而证明了自身力量的战神，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对抗迦南人的军事行动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当希伯莱人开始定居、从事农业时，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当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护庄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长期的经验所证明。

崇拜耶和华从未与崇拜迦南人的丰收之神结合起来。对沙漠的记忆，对耶和华的追随者重创迦南人并摧毁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记忆，使古老的对抗情绪一直存在。因此，当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邻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来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时，先后为扫罗王和大卫王战斗的勇士们就在耶和华的战旗下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然而，大卫的王国（约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扩张，为宫廷奢侈生活和与邻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华的名义，谴责由于文明的侵袭而带来的各种花里胡哨的腐败行为，重新攻击巴力神。以利亚就是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