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第17/21页）

公元3世纪晚期，这种局面开始逆转，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中亚的僧人翻译家竺法护。他长期在长安与敦煌绿洲之间游历，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再译，并在印度观念中添加了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元素，获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大多数轴心时代圣人一样，释迦牟尼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启示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佛教的早期形式强调严格的沉思和自我觉醒，但是竺法护推崇的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就使救赎的过程不再艰苦繁重。在竺法护的表述当中，释迦牟尼并非精神追寻者，而是永恒怔悟的化身。竺法护坚持认为，原初的释迦牟尼只是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中存在的众多佛祖中的第一位佛。这些佛被一群其他的圣人所围绕，尤其是菩萨。菩萨原本是通往怔悟的凡人，但却推迟了自身的涅，旨在帮助渺小的凡人实现圆满，从重生和遭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弥勒佛（也称未来佛）终有一天会引导众生走向极乐世界。但是公元401年，中国出现了一群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是神圣的佛祖，事实上却与强盗、暴民及反叛的官吏为伍。他们打着救赎的旗号，却到处滥用暴力，实施破坏，最后这场暴动在血腥杀戮中落下帷幕。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的繁重教规，并为众生打开了救赎之门。公元6世纪，盛行的“佛祖讲经”只要求信徒围绕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塑像步行数圈，崇拜圣物（一般是佛牙、佛骨以及据说曾经属于佛祖的化缘钵），诵读佛经，胸怀慈悲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经者坦言，这些行为并不会将信徒引向涅，但是至少会给他们带来健康、财富以及不断升华的重生之路。佛教中的“净土派”将这种观念更进一步，他们声称信徒去世之后，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向其解读生死轮回，并引导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尘世的烦扰，寻求涅。

在印度，佛教徒为了寻求涅之路，通常会选择上路流浪，沿途乞讨。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神圣的流浪者（与富有的隐士诗人相对立）无疑是异类，因此这种方式在中国并不盛行，但是印度信徒通往怔悟的第二条道路——修行——却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65年左右，道安——他并非中亚移民，而是一位被训练成儒家学者的中国佛教徒——起草了一份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规定和尚必须削发剃度，和尚、尼姑均要节制欲念，学会顺从，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并运用戒、定、慧来追寻自我救赎。和发展了千年的佛教一样，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常常走入极端：许多和尚、尼姑对修行的认识相当狭隘片面，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目的是仿效菩萨舍身拯救世人；甚至有人在数千人面前自焚，以求洗涤自身犯下的罪孽。不论如何，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佛教修行行为塑造成固定的宗教组织，部分填补了公元4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崩溃所引发的机构空白。佛教寺院建造水力磨坊，筹集资金，甚至组织起防御力量。富有的教友把土地和佃户赠与佛教寺院，被驱逐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寻求庇护，这些佛教寺院在作为虔诚信仰的核心的同时，还成为社会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聚集的岛屿。公元5世纪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一位官员在公元509年写道：“寺院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佛教在中国的征服行为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公元65年，中国仅有数百个佛教徒。到公元6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大约3000万人——成了佛教徒。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还有一个名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它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

西方古典传统的崩溃晚于东方，也许是罗马防线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缘故。公元160年后，瘟疫同样在罗马大肆蔓延，导致治病神力崇拜不断出现，但是罗马人并不赞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尽管如此，公元3世纪的骚乱确实动摇了西方的古老传统。那些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雄伟塑像静静地见证了一种全新艺术审美的诞生：艺术家抛弃了古典艺术中庄严肃穆的原则，转而欣赏古怪的比例结构和那些巨大的、向上凝视的眼睛，这就形成了塑像似乎在互相注视的效果。另外，不断有新宗教从东部的边缘地区传入罗马帝国，例如来自埃及的伊西斯、来自叙利亚的不败之日、可能来自伊朗的密特拉神（其追随者形象为地狱的杀牛者）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它们都宣扬生命永恒。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在烦扰动乱的现世中追寻救赎，忽略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