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第13/13页）

西方的墓志铭同斯克鲁奇的一样清晰：

西方统治

1773～2103

愿灵安息

这些幻影真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圣诞过去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将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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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说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观与斯宾塞的其实存在很大差异。斯宾塞认为进化适用于一切事物，是渐进性的，会不断地完善宇宙万物。达尔文则把进化局限在生物学范畴，定义为“有改变的传代”，认为改变的原因是随机的基因突变，因而是没有方向性的，有时会由简单结构生成复杂体，有时又不会。

[2] 斯坦福大学在2007年承认了这件事，并举办了一次强制的“复婚”，把两派人类学家又重新组合在了一起。

[3] 心理学家使用的“社会进步”有很大区别，是用以指代孩童学习成长环境中的社会习俗。

[4] 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一位成员试图赞美爱丁顿，说世上仅有三个人能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学说，而他便是其中之一。爱丁顿沉默了，最后说：“我只是好奇，那第三个人是谁？”

[5] 我也搜集了最大政治单位的人口规模、生活水平（使用成人身高作为替代物）、交通速度、大型建筑物的规模等数据资料。这些特征与我最后选择的4个相比，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其他特征存在重复部分，数据资料不足），不过好消息是这些特征与我选的那4个大致遵循同样的模式。

[6] 我在前面给出的数字3500万是针对2009年而言的，意味着在2000～2009年，东方在组织力或城市化上的分值由250分飙升至327.72分。在本章末以及第十二章我将继续讨论21世纪社会的加速发展。

[7] 对于库克的数据，我只做了一个实质性的修改。我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植物驯化初期西南亚地区的能量占有增长率。他提出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日人均耗能12000千卡的“早期农业”时期数字，应该更符合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水平。

[8] 我为2000年设定的最高分是1000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更高的发展水平。通过我的计算，在2000～2010年，在我编写本书的时候，西方发展指数从906分上升到了1060分，而东方从565分升至68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