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5/6页）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并要求用交谈和对话来参与公共政治。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里，个人的说理对话权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
重视教养的现代文明交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的。其中有偶然的历史因素，但也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偶然的因素包括宫廷礼仪，印刷术发展后大量出现交谈礼仪手册，富足生活的闲暇人际交往（后发展为沙龙、俱乐部、学会），等等。这些因素是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发生作用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私域和公域的区别受到重视与强调。从早期现代的文艺复兴时期，交谈就被当作是私域的行为和活动，与属于公域的话语（演说或公共说理）有所区别。
不仅如此，社交交谈提倡教养还是现代人的一种自我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selfcontrol）和“规范”（discipline）这一特性。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范进行控制的要求，从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国家形式、监狱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人际话语交往中的“教养”便是这样一种自我约束和规范，使人的社交话语得以脱离“自然状态”。
早期现代的交谈不再是单纯的“相互说话”，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交行为和社交话语。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交谈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书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之前，虽然古代有修辞学，也有一些对“说话”的见解，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交谈”（conversation）的论题和特别关注。苏格拉底、柏拉图、普鲁塔克、西塞罗、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讨论的是“说话”（talk），而不是专门的“交谈”。一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对话才成为上流社会关注的行为和话题，出现了许多关于对话的小册子和手册。对话交谈这才成为一种特别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言语种类（speech genre）。
人类需要用交谈来形成和维持相互间的群体感，但是，社交交谈和公众交谈所涉及的人群范围是不同的。社交交谈的范围不大，人与人之间既不像家人间那么亲密随便，也不像陌生人（公众）之间那么需要规范，因此经常被称为“半正式的共同体”。典型而常见的社交交谈发生在饭局、宴会、沙龙、俱乐部，以及朋友间的聚会、纪念日会面、学术或读书讨论会。
公众交谈的人群范围要大得多，参与者往往互相不认识，也从未谋面，因此主要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谈。熟人交谈与陌生人交谈的目的有重要的区别。熟人之间的社交交谈主要是为了愉悦和快乐互动，而非熟人的公众交谈则为了公共目的。社交交谈的目的是融洽互动，为谈而谈、以谈为乐，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也不一定包含具体主张、明确观点、充分理由、逻辑推导。但是，公众交谈的目的则不是为了获得谈话的交往乐趣，而是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新闻辩论或时事讨论，因此被称为“民主的作坊”，所以会特别重视主张、说理、推导、逻辑等重要环节。
迈克尔·舒德森称社交交谈为“审美模式”的交谈，称公众交谈为“解决问题模式”的交谈，前者的目的是“愉悦和快乐互动”，后者的目的则是“公共目的的表述”。他概括道，“它们都强调对话伙伴的平等。在交谈中，平等、礼貌和公平占支配地位。但是要进入这两种模式的交谈，门槛却各不相同。社交模式强调情绪教养，对话伙伴应该培养精妙技巧，以开展新鲜活跃的谈话。相反，解决问题模式注重论辩；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陈述性观点，对话伙伴要能够阐明，并且做出应答。社会模式把交谈视为乐在其中，并且是一种美学的趣事。解决问题模式则把交谈视为达到善治的手段。更强有力的是，它把交谈本身描绘成一种善治模式。”公共说理是民主善治和公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宪法学家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在《热情与自制》（Passions and Constraint）一书中所说，倘若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那么公共说理便一定是民主最核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