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3/6页）

应该废除死刑

从古代开始，死刑便被用来惩罚多种犯罪行为。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成功地取消了死刑。但是，美国，许多亚洲和中东国家，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它们仍然为某些犯罪行为保留了死刑，当然，是否经常实行死刑各不相同。死刑应该废除，因为死刑并不能带来正义，它不能遏制犯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不人道地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社会因此将他处以死刑，而这样恰恰又在不人道地夺走另一个生命。

死刑往往是以正义的名义施行的。但是，不管法律的程序设计得多好，总有可能错误地将一个嫌疑犯处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背离正义的错误便无法纠正。1957年，阿拉巴马州有一个男子被用电刑处死。1964年，另一名男子承认，那个被处死的犯人被指控的罪行，其实是他犯的。在美国其他州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这些案件怎么能叫做伸张正义呢？

而且，事实证明，死刑并不比监禁更能遏制犯罪行为。人们想象死刑可以遏制犯罪，其实并非如此。总体而言，有死刑的州并不比没有死刑的州有较低的杀人犯罪率。20世纪70年代，有死刑州的年平均杀人犯罪比例是每10万人中有7.9人，而无死刑州的比例则是5.1人。有研究发现，在某些州里，有死刑后的杀人犯罪率反而会更高。例如，俄克拉荷马州于1990年终废除死刑后，又再度恢复死刑，调查发现，这结果造成“谋杀陌生人案件突然上升”，“受害的陌生人每个月比平常多出1人”。

死刑支持者们经常忽视的是，每处死一个罪犯，都会给他的家人和亲朋带来巨大伤害，而他们都是无辜的。这些家人和亲朋所受到的痛苦，是无法用伸张正义来辩护的。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他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也是巨大的，这种痛苦和折磨不应该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处死一个人是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的，而造成被处死者家人的永久痛苦，更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死刑正是在以人道的名义处死一个人，并使他的家人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

死刑是一切残酷惩罚中最残酷的。它无助于遏制犯罪，它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也夺走了任何改变错误判决的可能。美国的宪法规定禁止任何残酷和异常的惩罚，死刑是违反这一宪法精神的。民主制度要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无论这个人在上帝或法律面前是多么邪恶，死刑不符合民主制度的要求。因此，通过立法，帮助民众认识到死刑的残酷和非正义，争取废除死刑，便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重要事情。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中学生五段式作文，从说理结构来看，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章法成分也都有了。这个章法标准看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显得粗糙、浅陋，甚至僵硬、机械，但它对学校通过写作培养学生说理习惯有着实用的教学价值。由于中学是普及教育，不同学生的实际写作程度往往相差很大。对于程度高的学生（往往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这样的写作要求也许不高，但是，对于程度低的学生，这样的要求已经不低。现在美国中学教育所着眼的是普通公民的教育，而不是少数天才或英才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说理的要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绅士具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与性质。今天，通过学习说理，学生们学习的是民主社会中与公民素质有关的教养，而不再是以前上流社会中那种作为绅士的高等身份标志了。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我在这里讨论的基本上是用文字来进行的说理，但说理除了文字的方面，还有非文字的方面。美国小学高年级在教作文的时候，还会兼顾学生的口头表达训练，要求在与同学交流时“注意语调，要有表情和自信；与听众要有目光交流；用一些手势来强调要点”。这些要求是为了让学生从小知道，作文和说话都是有具体接受对象的，是一种与他人的相互交流。说理的小朋友要学习教养，作为听众的小朋友也是一样。他们应该很关注地倾听、不要打断说话者的话、要保持目光交流、有礼貌地提问。在这种课堂训练中，学生们学习的是成人世界里的说理规范。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举了一个有教养的公共说理的历史事例，不仅包括说理者，而且还包括听众。1858年的参议员竞选中，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展开了七场著名的辩论，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序幕。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双方都能严格遵守发言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