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夸想（第3/6页）

在连续不断的亲切友好的对话中——它往往会变成诗，从多恩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的诗人，到斯宾塞——对话在传统和个人才华之间展开，我认为，一个有选择性的、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其首要条件就是创造出一部好的著作。写出有价值并经久不衰的作品是对于诗的最高赞赏，而且假如我用“获益”这个词，那是因为我无法找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人类从一首好诗中所能获得的好处。当想象力自知已达到能够创作的重要感情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写出诗作。早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可能早已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有些不同而且更肤浅的观点，但我已经小心谨慎地重新看过一番，发现我不能不说得更明确。我在此已暂时偏题了，这也许已经使我们偏离了乔伊斯小说的主题；不过，为了澄清让评论家们在多种场合下感到困惑的一个观点，我相信这是非常必要的（何者为理想的评论家，我无法绝对自信地做一个定义，但我相信，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能力对一个指定的诗文做出有说服力的批评论述，那就算不上理想的评论家）。现在，言归正传，回到乔伊斯先生的书，我还相信，简单和独立的意象仍然是文字跟读者沟通的最好方式，而不需要引导读者去看添加在文本中的那些复杂、晦涩难懂的解答——最后，让可以置诗歌于死地的智识主义哲学（intellectualism）把阅读搞得一团糟。

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齐心协力去抓住所谓的情节，问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结局会是怎么样的——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如学者读解一个谜那样，是谁干的——这要占去阅读小说乐趣的四分之三，也把这门艺术存在之理由全部剥夺了。因此，我们要考虑我们作为评论者所取得的目的，我们是否成功地说服读者返璞归真，重新恢复原始读者所具备的那种自然的反应能力——我用这个词主要是指现代工业正在迅速摧毁“天然的好读者”——在阅读时，他们能够立刻抓住所有的典故（allusions），无论是关于结构人类学的最新发现，还是荣格的原始意象，而无须添加过于要求知识才能理解的解释，照凯雷尼^{[10]来看，无须吹灰之力就能够理解一个人物和某个神秘的印第安流浪汉之间的联系。就好比坐在家里翻看一本年代久远的家庭相册一样，根据《光辉之书》（The Zohar）[11]，这样的读者喜欢语意结构和宇宙结构之间的每一个联系，因为他能及时感知。他不会受伪科学所带来的自满情绪的奴役，感到不知所措，希望不惜代价地看一个遭反对的婚姻故事，相反，他会明明白白地接受以游戏的方式分布在作品的连接脉络的各个层面上自由运用的弗洛伊德的潜在意义，而无须精心培养起来的、拜占庭式的顾虑。}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想提醒读者，谨防任何人以暧昧不清的哲理为由，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诠释小说，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关于一对青年男女急于庆祝婚礼，却横遭一恶棍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故事而已。凡是明白人不可能看不出来，这种阐释学的一环套一环，是某些人试图把作品中所有的辩证关系简化为以性作为出发点，把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色情的两极（粗俗的和庸俗烦人的！），从而使小说莫名其妙地复杂难懂。然而，一旦作品具备了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提供的明晰和简洁，一个毫无准备的读者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注意到意指纺织行业和婚后男方入赘女方的居住方式的一系列象征，以及不断出现的、作为持续的低潮（basso ostinato）的爱琴海，表达的是《母权论》（the Mutterrecht）的现实。（即便最无辜的读者也看得出，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分量很重的“母亲”形象显然是受了巴霍芬(Bachofen）^{[12]的影响，母亲带着伦佐和露西娅的孩子，“亲吻他们的脸蛋，留下一些要费些时间才能褪去的白印子”!)为了劝说伦佐不要结婚，唐·阿邦迪奥象征性地暗示的“使结婚无效的绝对障碍”（diriment impediments），显然不过是泰勒所鼓吹的回避的习俗（the customs of avoidance）的变形。诗人在此重新发现把它们作为原型的可能，使之反复出现并意味深长，暴露了表面上看来是教规的表达方式，牧师想借以掩饰自己阻止形成亲属关系的企图（亲属关系是指他们是“应许的”），因此，你不会不理解下面这些词的意思，“Error,condition,votum,cognatio,crimen,cultus disparitas,vis,ordo,ligament,honestas si sis af finis…”[13]。}

同样地，尽管作者用了大量的墨水试图让克利斯多福罗神甫跟现在重新团圆的已订婚者的道别（第二十六章末尾）看上去错综复杂、超乎自然，——“噢，亲爱的神父，我们还会见面吗？”“在天上吧，我希望”——这样，一个单纯而自然流露的读者会非常容易地抓住这个一望而知、出自《隐修大全》（Corpus Hermeticum）的指代，包括它的基本诉求，知己之不足，然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