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第4/7页）

莫亚教授在他的《卢多维卡门悖论——模糊三角测量术研究》中对“米兰空间”有精彩的描述。每个人，无论是马奎斯岛（Marquis Islands）的文明居民，还是欧洲的野蛮人，莫亚断言，都是在空间以三角测量的“定位程序”（orientative programs）进行移动。这些三角测量是建立在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假定的基础上的，把正方形、三角形或圆形作为参数模式。例如，一个来自纽约的野蛮人，习惯于从华盛顿广场以直线到达广场大饭店，沿着第五大道到X点，懂得经过恰当的三角测量，他可以通过“一个正方形”绕到同一地点。换句话说，他可以沿着广场的四边移动，西八街——美洲大道——南中央公园（一个九十度的角）——陆军大广场——某点X（广场大饭店的正门）。

同样地，一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习惯于走从星形广场到巴士底狱广场这条路，也知道他接触到了一个圆弧上的两点拉出来的直线，但他也可以沿着凯旋达到的圆周自身，从巴士底狱广场走到星形广场。即走里查雷诺大道——共和广场——圣马尔丹大道——圣德尼斯·波纳维街——德·拉·波松涅尔——蒙马特高地——奥斯曼，最后由弗里德兰大道抵达星形广场。

卢多维卡门悖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有关这个课题，莫亚教授是这么说的：

我们设想一个米兰人，其智力水平使其能够理解抽象事物。他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构想出最简单的假设：那就是米兰是一个圆形、呈螺旋状的结构。当然，米兰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力，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拓扑空间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稳定的模式。相反，我们假设中的米兰人（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多少把米兰猜想为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3]的一幅绘画作品的表面。那么，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过去有过如下的经验（同时也假定，既然有过那样的经验，他一定能够记得，并从中推导出一个模式）：他了解到他能够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马志尼路到意大利亚大道的直线到达卢多维卡门。然后，他又了解到他可以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都灵路——卡罗比奥——科伦蒂街——热那亚门大道的直线路线到达坎托雷将军广场（热那亚门）。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两条直线所代表的是以大教堂广场为中心所画的一个圆周的两个半径，他进而敢于走圆弧，沿邓南遮大街——提契诺门——詹加莱亚佐街，从坎托雷将军广场到卢多维卡门。他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桂冠。接着他就不理智地推而广之，仿佛他走动的空间是稳定的、不变的，他又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他发现了大教堂广场——都灵路——科伦蒂街——圣味增爵路——索拉里路——那不勒斯广场这条路线，并把它当作同一个圆的另一个半径，认为通过那个圆周的圆弧将那不勒斯门和卢多维卡门连接起来。他知道第三个半径要比前两个长，因此他知道那不勒斯广场所在的圆周要超出包含卢多维卡门的那个圆周。因此，他决定在这个新弧的某一点改变路线，转向中心。他开始沿着圆弧走特洛依街、卡萨拉大街、利古里亚大街、蒂巴尔迪街、托斯干纳大街、伊松佐街（略微朝中心转）、瓮布里亚大街、皮切诺大街、戴米莱街和阿布鲁齐大街。他到达洛雷托广场后，又朝中心转去（否则，他知道，他最后会到蒙扎[4]），沿着布里安扎大街、卢尼贾那大街、马尔凯大街，走到詹纳路，又转向中心，调整路线，沿着卡拉乔洛路、佛罗伦萨广场、特奥多里科大街和洛特大广场走。此时，他担心还没有走到螺旋的内圈，又朝中心走去，沿着米利亚拉路、牟利罗路、兰佐尼路、贝齐路和米苏拉塔路。这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不勒斯广场，绕米兰走了整整一圈。实验显示，从此以后，我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无论他怎样向中心调整路线，削减圆周的弧度，他都将发现自己在提契诺门、金质奖章广场，但绝不是卢多维卡门。这导致人们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米兰这个空间、以那不勒斯门为起点进行三角学求证的人，卢多维卡门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从任何方向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对于定位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完全抛开有关米兰空间的先入成见。实际上，研究对象往往不由自主地依赖于欧几里得的理论，例如，“假使我向左走三步，然后向前走三步，然后又向右走三步，结果我将站在距出发点正前方三步的直线上。”研究对象在做了这种计算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身处蒙福特区，这表明此地是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的几何衔接点。米兰的空间像橡皮筋一样可以伸缩自如，它会因为研究对象在其中的行动进行收缩，因此，他在行进的同时，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变量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