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第10/10页）

霸权和国际机制同样可以促成合作，但两者都不是必要条件：在1956—1957年，没有国际机制同样形成了合作；在1980年，没有霸权也同样产生了合作；两者也都不是充分条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统治地位并没有自动地产生合作；而国际能源机构尽管制定了广泛的规则，在名义上拥有一定的权力，也并没有避免1979年的纷争。但是正如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所显示，如果既没有霸权领导，也不存在国际机制，合作的前景将更为黯淡，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更为严峻。因此，在霸权之后的世界格局中，各国政府坚持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便不足为奇了。

注　释

[1]我对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始于1977年；1981年开始第二阶段研究。1981年以后，原油供应开始供大于求，这是造成国际能源机构的活动不再那么突出的部分原因。因此1981年后的资料信息主要来自公开的文件，或第二手资料，对1981年发生的事件不具有解释力。

[2]我这里的模型采用了亚历山大·乔治提出的“结构性、集中的比较”概念，即对许多个案提出一系列共同的问题。但是本书中的问题都源自于同一理论——机制的功能理论——主要通过运用演绎法得出。关于“结构性、集中的比较”的详细论述可见George, 1979；其方法论研究可见George and Smoke, 1974。但是必须注意：关于机制运转的分析，只有国际能源机构一个个案；而对有效性的分析，则以三个个案作为分析单位，即1973年至1974年，1979年和1980年三次石油危机。

[3]此处对于国际能源机构在1977年至1978年间情况的介绍取材于国际能源机构档案中的研究记录，以及与国际能源机构秘书处官员1977年11月在巴黎的访谈，以及笔者1978年的报告，以下各段中有些表述就直接引自笔者1978年的报告。

[4]在1979年石油危机及1980年至1982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这类预测值显得过高。1981年，欧佩克产量由1977年高峰时期的每天3140万桶降至每天2250万桶，降幅高达30%，其原因则在于市场需求减少，而非供给不足。

[5]此处关于1979年和1980年危机的数据及解释主要取材于Badger and Belgraves, 1982，p.31。这篇报告的作者之一为国际能源机构官员，另一位则与各大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联系密切。他们的解释与我1981年5月访问国际能源机构时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其他详情，可见Deese and Nye, 1981，以及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80年。

[6]本句及以下本章中许多材料主要来自于Keohane, 1982d，有些纯系原文转录。

[7]关于1979年的最后数据见IEA, 1982a，表6，p.21。我曾将这些数据与另一表中的1978年数据进行比较，后者可见IEA, 1980，关于1979年第四季度消费量下降的简要情况可见OECD Observer, July 1980, No.105。

[8]此处引文及本章其他未标引号的引用资料取自国际能源机构内部文件。我曾获准参阅国际能源机构文件，条件是不得引用某些特殊材料，而且我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在采用之前必须先交国际能源机构审查，但国际能源机构官员无权对我的解释和论证进行评论和表示反对。同样获得这一条件的还有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考威（Peter Cowhey）教授，或许还有其他学者。关于1977年和1981年的详细情况论述请见Keohane, 1978, p.933。

[9]此处指标值见IEA，1979，表2，p.14。1980年实际进口额见IEA，1981，表6，p.21。普南和贝恩（Putnam and Bayne, 1984）讨论了1979年6月28日至29日间召开的东京会议，并指出相对于其进口水平，日本的指标要低于美国和欧共体。

[10]在此我应向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库珀先生表示感谢，本段中许多观点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11]针对是否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干预股票与现货市场，1980年秋曾引发了一场平静的讨论。一旦情势进一步恶化，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被付诸实施。但鉴于国际能源机构以往的行动风格，这也只可能是作为孤注一掷的最后手段。例如，尽管秘书处竭力帮助土耳其（该国于当年年底原油出现严重短缺）而未果，紧急共享体系仍然未被启动。关于此处细节，请见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121，以及Keohane, 1982d, pp.47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