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10/11页）

虽然我很赞同哈斯的观点，承认学习的重要性，但是我仍然认为，无论是对限制的结构性分析还是对国际机制的功能性理解，都有必要将行为者的认知现象置于适宜的政治背景之下。这也正是本书对权力和制度问题加以集中论述的理由所在。的确，对国际机制的全面研究将超越“自我利益能重新定义”这一认识，但是本书并未承担起这一任务，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如果这样做，我们还需另行展开研究，其宏大艰巨之程度将丝毫不亚于本书。至此，本书的论证已经告一段落，尽管如此，笔者仍要强调的是，对哈斯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在考虑权力分配的限制、合作的潜在利益以及机制对于促成合作的作用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不断地问自己：行为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学习的？学习的效果又是如何？

注　释

[1]我们对“国家是世界政治中主要行为体”这一假说进行适当的放宽，至于其意义则不在本章讨论内容之列。但是如果认为这一前提的改变将使国际机制得以产生和维持的可能性更小，则是毫无根据的。跨国组织为追求共同利益而运作，也必须考虑国际制度这一因素；或者甚至可以说，由于它们既不能利用民族主义唤起忠诚，也无法使用强力来达致目标，使得它们更有可能服从机制的规则。

[2]在哲学领域，功利主义是指一种旨在为人类道德行为提供普遍化原则的道德理论。而我所从事的是实证性研究，即对利己主义行为者的行为作出解释，因此无意去发展或批判一种道德理论。对于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二者的联系，我的同事奥金（Susan Okin）曾给我作过详尽的阐释，但在此我只是略有触及。

[3]麦基认为，甚至行动功利主义者（act-utilitarians）也“正式承认‘粗略的概测规则’的作用”，因此依一个人是否遵守规则并不足以区别行动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Mackie, 1977, p.137）。相反，奈曾向我指出，即便是规则功利主义者有时也会因为重大原因而偏离常规。在此，笔者并非想要在这两种功利主义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而是想指出密尔对规则的强调和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果所有的功利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诉诸粗略概测规则的力量，这倒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即规则对于政府行为具有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功利主义详尽的哲学解释，请参考Urmson, 1968。

[4]这一看法，取自1962年（也可能是1963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 Jr.）在哈佛教授美国政治思想这一课程时所作的一些评论。

[5]布里克尔修正案最终未获通过，发起者所担心的结果终于成为现实，里根总统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力支持就反映了这一点。

[6]这种看法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领域之中。斯通曾说道：“历史证明，我们必须对军备加以控制，并就此达成协议，以永久性冻结发展MX系列导弹这样的武器系统。在一个鸽派人士看来，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ABM），就是因为在反ABM运动中，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了有利于ABM的其他协议。相反，美国原本单方裁撤了研制B-1型轰炸机的计划，但是后来又奇迹般地重新启动，原因即在于我们没有以一项限制新型战略轰炸机的军控协议，约束后来政府的行动”（Stone, 1983, p.3）。

[7]对本句须谨慎理解，笔者并不是说所有自称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府都面临这一问题，奥地利与瑞典都实现了社会民主，但同时在战后也保持了高投资率和增长率。

[8]在我看来，这种不公正性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发达国家内部的联盟政治来说，不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明显。例如，布劳克宣称：“经济的开放提供了对付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Block, 1977, p.3）。但是这种陈述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和“资本”这样的词语只是理论上的建构，在当代政治经济世界中并不必然就有实际的对应物。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发现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对立性，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要找出的对立性更为困难。人们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之上，以各异的方式对自身进行政治构建，其中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种族、文化、宗教及其他构成利益基础的因素也同样重要。

[9]在讨论移情性相互依存关系时，我只考虑这样的情况，即行为者对他人之所得报以积极肯定的评价。而在以权力冲突，尤其是军备竞赛为特征的激烈竞争中，情况恰恰相反：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拥挤效应（crowding effects）及其他消极外部性因素使人们对他人所得持否定态度，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皆概莫能外（Hirsch, 1976）。这种对他人所得福利的否定态度，将使国际机制的建立更为艰难。还应指出的是，在讨论移情性相互依赖问题时，我假定有关各方均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即一方眼中的“收益”，会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同。然而，假定的移情说可能会成为主导或支配别人的理由，就像曾为19世纪帝国主义正名和辩护的“白人的负担”思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