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丽新世界 严肃新问题（第7/9页）

具体体现在法律抽象化与技术黑箱化之间的冲突。比如，“快播案”这样一个涉及互联网技术而非人工智能技术的案件里，法律责任认定的过程很漫长也很艰难。监管者或法院并不想深入算法内部了解造成事故的技术原因是什么。只要法律认定这一黑箱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控制，事故就可以避免，黑箱提供者就应当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保险（甚至是强制险）就成为那些事故发生概率小但潜在损失巨大的市场的不二选择。

涉及技术的航空、医疗保险市场已经十分发达，可以预见保险将会延伸至更多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行业。

在另一方面，也许真要靠算法的顶层设计来防止消极后果。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不只是理工专业人士的领域，法律人士以及其他治理者也需要学习人工智能知识，这对法律人士和其他治理者提出了技术要求。法治管理需要嵌入生产环节，比如对算法处理的数据或生产性资源进行管理，防止造成消极后果。例如，征信系统中禁止收集种族、性别、宗教派别、政治倾向等歧视性信息；在声誉系统中打击网络推手刷单，避免虚假数据；通过地域性监管限制网络专车及其司机的资质等。法律机器人本身也是一种辅助人类面对复杂规则做出判断的好办法——用技术进步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可能会很多，这里简单谈谈日常生活中人们比较关心的隐私问题。

有人说，智能时代，人们进入了无隐私社会，因为一切数据都处在互动中，哪怕是心率都被可穿戴设备分享了。未来的狗仔队也会智能化，运用数据分析和无处不在的视觉监控寻找明星的蛛丝马迹。在智能社会如何善待隐私？可能要突破原先的观念。隐私当然是现代个人人格的一部分。现实中，人们强调保护隐私的同时，也热衷记录隐私，甚至传播隐私。一切网络八卦行为都围绕隐私展开。没有隐私就没有独立个体，但在数据时代，绝对的隐私又会让个人无法被沟通和识别。最好的办法还是制度与技术手段的突破，比如建立统一的数据保护平台，让个人可以了解自己的数据被政府、公司使用的状况，避免单向过度的使用。

数字权力的重新分配

已故著名波兰裔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数字时代带来了比监控更麻烦的问题，权力与政治在技术之下分离了。传统的政治囿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跨国资本及其政治力量，却通过技术蔓延各个领域，制造出更多不确定性。同时，普通人对技术和官僚的信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消解。权力随着资本和数字网络流动起来，传统政治却对约束它们无能为力。作为对全球化资本权力的反弹，欧美诸国“部落主义”重新崛起。这也就是英国脱欧、孤立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大背景。

鲍曼描述了西方国家的情景。但不确定性是新时代普遍存在的状况。

政治、经济、文化、传媒权力都会被数据智能渗透。这个不难理解，金融资本借助数字网络、智能投顾、闪频交易等技术在全世界腾挪闪移、惊鸿遍野。推特等社交媒体催化了中东国家的动荡，数字权力越过主权国家的界限，纵横捭阖。甚至以往向外输出数字权力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被跨国数字权力侵袭。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屡屡抛出政府黑材料，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疼。黑客凭借网络技术获得了威慑美国统治阶层的能力。美国政府甚至指控俄罗斯使用黑客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这种紧张感是前所未有的。这既说明数字权力面前无人可以幸免，同时也预示着，从个人到国家，都有必要加紧适应数字智能时代。

数字权力的形态如同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权力，并非中央集权式的环状结构，而是错综复杂、多中心存在的网状结构。数字权力弥散于这张网中，难以捉摸。

从国家层面讲，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做好设置，防止政府滥用数字权力。而恶意挑战国家与社会正常运行的数字权力也已经在现实中出现。

彭博周刊2014年曾报道了一位哥伦比亚黑客，自称操纵了9个拉美国家的投票选举，手段包括窃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在社交媒体上伪造大规模支持或反对的民意。

他的团队在对手阵营总部安装了恶意软件，可以监听电话、监视计算机。借此获得各种演讲稿、会议计划和选举安排。根据这些信息，他借助virtual army（水军）发布虚假的推特消息，利用低端推特机器人追加大量点赞和关注。设置程序在凌晨自动拨打竞选电话，以对手阵营的名义骚扰选民。借助类似手段，他曾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民主选举，时间长达8年之久。他说：“当我意识到，人们更愿意相信网络舆论而非现实，我发现，我拥有了让人们相信任何事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