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国智造与文明升级（第7/9页）

图5-3 Prospera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监控农作物的情况

资料来源：http://www.mobilemag.com/2012/09/28/wall-ye-robot-helps-in spect-vineyards-for-bugs-and-other-issues/

人们从传统思维出发，可能会把无人车理解为交通领域的革新。而无人车系统的抱负是超越交通领域，成为城市和城际物联网的载体。无人汽车绝不是以个体形态出现，而是一个庞大的自主系统，像血管和神经一样连接着其他所有城市系统。无人车本身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大成者，视觉识别、语音识别、自主决策、机械控制等集于一身，是一台运动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器。在这个基础上，无人车网络把人、车、环境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目的和整体管理联系在一起。一旦无人车成规模运行，又会反过来带动技术发展和物联网的发展。无人车上的每一个部件传感器和乘客感应器都联系着生产商、消费者、管理者甚至第三方。设想一下未来，以无人车为主体的陆上交通会与航空、航海交通打通信息，那将是怎样一张上天入地的巨大的物联网。

如果C端（消费者）的精细化生产可以呼应人的多样性需求，那么B端（企业）的物联网则可以精细化掌控社会总体需求。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同时丰富了生产、提升了效率、减少了外部成本。比如智能农业大大节约水和化肥，无人车系统将减少车辆事故，满足基本出行，减少污染。

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生产等，将给世界文明带来史无前例的变化。

呼唤智能政府与智能社会

人类社会在经历过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变革与动荡之后，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的自由、安定和发展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高效、公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组织越来越复杂，复杂社会需要新的手段加以治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

现代社会通过法律来维持和调节社会关系。但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算法的地位上升，各种自动化管理工具通过算法潜移默化地调节人类的交往、消费、交通、金融等。在未来社会，律法可能将融合于算法之内。

大规模的数据治理起源于20世纪以来的政府信息化管理。比如1929年由胡佛倡导，在美国建立的非电子化犯罪信息记录系统。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系统，这些数据的用途超出了犯罪记录查询，对劳动力市场甄选工作、福利计划执行都有巨大帮助，从而成为政府治理手段的基石。

而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政府治理模式和法治结构都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教授郑戈认为：“（目前）法律总体上还是假定责任源自过错，过错损害了法律确定要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导致了损害结果，有损害就要有法律救济。基于这种原理，法律总是滞后于损害的，只有当主观过错促生了具体行为，行为造成了实际损害之后，法律才能介入，介入的目的也是恢复此前的状态。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和互动方式，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则使互联网的潜能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量级。大数据科技与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使行为主义很可能变为明日黄花。预测性和引导性数据分析可以通过个人化的识别、分析和干预‘植入’意向和行为动机，从而改变法律的作用场域。”[3]

形象一点说，这就是美国电影《少数派报告》中展现的未来景象：政府机构有可能通过数据预测犯罪并提前制止，而非事后追凶。我们可以想到，未来政府的很多管理方式都有必要从追逐式管理变成预测性管理。

英美两国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报告都已经提到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带来的这类帮助或者挑战。

英国政府报告提出：政府已经在使用机器学习等数据科学技术，这些技术提供了对一系列数据的洞察，从提供数字服务反馈到分析卫星图像。例如，政府可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预测需求和更准确的定制服务，使现有服务（如健康、社保、紧急服务）更有效率，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分配。

使政府官员更容易使用更多数据进行决策，并减少欺诈和出错的概率。

使决策更加透明（可以通过采集过程背后的数字记录，或通过数据可视化支持决策）。

帮助政府各部门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服务的人群，确保向每个人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机会。

美国白宫的报告则提出人工智能可以被用于改善刑事司法系统，政府应该推动执法数据和公众数据的充分应用，以便算法系统更好地帮助人类在犯罪报告、治安、保释、量刑和假释决定等各方面减少偏见，做出高效、公正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