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第3/3页）

四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市场和自由的关系，不仅不像市场自由主义所称的那样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问题一旦清楚，我们就可以放下种种简化的意识形态标签，进入实质的讨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实现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体一点：不同的自由中，哪些最为基本？这些自由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如何一方面善用市场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避免财富和自由分配的过度不均？

这些都是中国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皆非教条式的市场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例如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资源满足公民基本需要，许多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会活在饥饿边缘，机会不平等、阶级矛盾和跨代贫穷将随之而来；有钱有势的人更会利用手上的优势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不公。当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大，市场自由主义遂会被广泛嘲笑为只懂得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资本主义浪潮，都将矛头指向市场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其理在此。这种局面实在不幸，因为这样使得本来很进步的自由主义背负恶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国语境，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对于市场有太多介入，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出路是走向更彻底的市场化。但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彻底市场化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得竞争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时重视社会正义，并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仅需要市场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场自由主义有必要意识到，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建立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惜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源泉。（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启发，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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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研究兴趣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著有《走进生命的学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学对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