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逆流而上（第8/14页）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

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