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夏天（第9/14页）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