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禁令与卖淫（第3/5页）

不过当我们细探数字时，发现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严谨周密。刚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岁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携带艾滋病病毒。研究也显示，一开始，索纳加奇接受访谈的所有性工作者都声称几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险套，但是在进一步逼问下，她们承认频率没那么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与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终都使用了保险套。此外，与孟买的比较有误导之嫌，因为印度南部与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东部高得多。的确，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索纳加奇计划在加尔各答发起时，孟买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高达51%，而加尔各答只有1%。杜尔巴行动虽然鼓励使用保险套，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拥护者宣称的还有限。

尼可在博客上批评杜尔巴行动，一位印度人如此回应：

照理说，你算是思想前卫的女性主义者，但当女性真的在性与工作上有选择权时，你却经常成了软脚虾。

这点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性工作者都想为自己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现在终于有了些进展，你却利用她们的悲惨故事，把这些当作是反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论据，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你的立场显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肤的野蛮人从他们的宿命里解救出来方面，是采取男上女下的传教士姿势。

许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赞同上述看法，但是我们从一些女性那里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而她们都拥有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长期打击贩卖人口的经验。其中一位是鲁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苏（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会”（New Light Foundation）的负责人，为目前从事及曾经从事卖淫的娼妓奋战。鲁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尔巴行动已成为妓院老板的“门面”，出于善意支持杜尔巴行动的西方人反而为人贩子提供了掩护。

娥米带我们认识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绘的索纳加奇，跟参加杜尔巴行动观光旅游团所见所闻的开明景象有天壤之别。吉塔在孟加拉国的贫穷村庄长大，11岁时，为了逃离施暴的父母，她离开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帮助，把吉塔带去索纳加奇，她后来才知道这位阿姨是老鸨。吉塔从来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杜尔巴行动确实在阻挡人贩子贩卖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

起先，阿姨对吉塔不错，但是吉塔长到12岁时，有一天阿姨帮她梳妆打扮，做了个新发型，换了紧身洋装，然后把她锁进一个房间，跟一名阿拉伯客人关在一起。“看到面前这么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哭，还跪在他脚边求他，但是没办法让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连续一个月，他都这样强暴我。他要我脱光了睡在他旁边，他喝酒喝得很凶……那是个痛不欲生的记忆。我流了很多血。”

在索纳加奇卖淫的头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没有杜尔巴行动宣称的人身自由。她不时会被棍棒毒打，还会遭到屠刀的威吓。

“屋里有个巨大的污水排水管。”吉塔回忆，“嬷嬷说：‘你要是胆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丢进这个排水管里。’”就吉塔来看，杜尔巴行动推行的杜绝人口贩卖运动只是骗骗外人的假象。就连当她好不容易获准站在妓院外头的街道上招徕客人时，也一样受到严密监视。跟一般的观念相反，这些女孩并没有得到像样的收入，吉塔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卢比的工资。这是奴役，而且还在死亡的威胁下执行。在杜尔巴行动开展之后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其他妇女，也告诉过我们类似的故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晚上穿过索纳加奇时亲眼看到雏妓。尼可走访索纳加奇好几次，佯装客人进入妓院。他看到许多少女，但是老鸨不准他把女孩带出去，应该是害怕她们趁机逃走。此外，她们只会说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或印度语，而尼可不会说这三种语言，无法采访她们。耶鲁大学会说印度语的医学系学生阿努普·帕特尔（Anup Patel）在2005年做过研究，调查加尔各答的保险套使用率。他发现，在索纳加奇，性交的价钱是由顾客与妓院老板（而非女孩个人）商谈的，不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板一些卢比，就有权不使用保险套。女孩毫无置喙余地。

阿努普参加了杜尔巴行动的观光旅游团，一位老鸨告诉他，几乎所有妓女都是自愿来到索纳加奇，自愿踏入“性工作这个高尚的职业”。在一家妓院里，阿努普和另外两个研究人员坐在后方的一张床铺上，旁边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听老鸨对前来参观的游客夸夸其谈。老鸨表示这些女孩都是自愿选择来这里快速赚钱的，享有杜尔巴行动保证维护的人权。阿努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