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禁令与卖淫（第2/5页）

不合的一项原因，是两方对于如何看待卖淫各持己见。左派经常是不带批判性地称其为“性工作者”，并且只要是彼此自愿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够容忍这样的交易。至于右派人士，当中有些女性主义者参与，倾向于称之为“妓女”或“卖淫妇女”，认为卖淫本身就是有损尊严和道德的。两方争吵不休的结果就是无法并肩合作、共同打击人人皆深恶痛绝的事情：强迫卖淫和雏妓。

“在大学里，这方面的辩论正在理论架构中进行。”创办“世界自救妇女”的鲁奇拉·古普塔一边说一边翻白眼，这时她正坐在比哈尔的家里。她白天已经在红灯区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论家很少来到基层看看问题有多棘手。辩论这个问题该怎么称呼，根本无关紧要，重点是孩子正被逼着卖淫。”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杜绝性奴役？一开始，我们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效果不彰，现在禁止卖淫行为，效果也不会更好。我们当初认为不应该徒劳无功地禁止卖淫，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合法化并立法规范。那种务实的“减害”模式是许多救援团体喜欢的，因为能够让医护工作者分发保险套，抑制艾滋病的扩散，此外也准许当局进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检查是否有雏妓。

后来我们改变了想法。在卖淫通常是受到强迫的国家里，那种合法与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来是那些国家的政府通常管理无力，因此立法规范没什么用处。二来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会吸引类似的少女买卖及强迫卖淫等非法勾当。相反，如果结合职业再训练及戒毒等社会服务，倒是有实证表明强制取缔是可以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后来喜欢的方式。在人口贩卖猖獗的国家，我们偏好执法策略，推动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以及警方定期检查是不是有雏妓或强迫卖淫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执法，紧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强制取缔、有多少皮条客遭到逮捕。监狱般的妓院应该关闭；对于购买少女初夜者，警方应发动诱捕行动；政府应向全国各地的警政首长施压，要他们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风气，因为贪污与贩卖息息相关。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要减少妓院老板的不当收益。

我们很难消灭卖淫活动。在伊朗，妓院是被严格禁止的，首都德黑兰市市长向来以遵纪守法闻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闻报道警方突击检查一家妓院时，发现市长正与六名一丝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当场逮捕。强制取缔虽非最佳手段，但往往会导致收保护费的警方忐忑不安，他们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红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皮条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会关闭那些没有警员包庇的妓院。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关在牢笼里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岁少女的人数，必定能够降低。

“这是可行的。”国际正义使命团负责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个人，只要取缔足够的数目，就能带来涟漪效应而改变结果。这会影响皮条客的行为，也会驱使买卖农村处女的人贩子转换跑道，比如改成买卖偷来的收音机。”

许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义者对于我们提倡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大为震惊，认为这只会驱使性集团地下化。他们主张合法与管制的模式、赋权性工作者，最后还援引成功案例：索纳加奇计划（Sonagachi Project）。

索纳加奇的意思是“黄金树”，指的是加尔各答市不断蔓延的红灯区。在18、19世纪，这里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区。今天，这里有几百家沿着窄巷搭建的多层楼妓院，容纳的妓女超过6000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卫生专家对于印度艾滋病的扩散忧心忡忡，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发起了索纳加奇计划。该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联盟，即“杜尔巴行动”（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通过鼓励使用保险套来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染率。

这项行动似乎相当成功。向民众宣传使用保险套的重要性，这是实际解决卖淫所衍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好方法。一项研究发现，索纳加奇计划使得从业者持续使用保险套的行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项研究指出，参与索纳加奇计划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较之下，在没有性工作者联盟的孟买，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尔巴行动懂得利用媒体，他们筹办观光团，带领旅客游览索纳加奇红灯区，强调联盟的成员里杜绝了雏妓或非自愿娼妓，而卖淫至少是没有专长的女性劳工赚取像样收入的一种方式。索纳加奇模式也得到国际救援组织“关怀”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间接支持，这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组织。许多专家也赞成这样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