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第2/9页）

不同的传媒方式对于公共说理的作用是不同的，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要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适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有人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整体被拆散时很容易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一种逻辑错误：“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微博只是许多媒介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有两种不同的发表意见，一种是“我要说话”或“我有话要说”另一种是看法或主张再加上理由（“我认为……，因为……”）。只有后一种才是说理。任何一种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需要有两个条件因素，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见第三讲）。

公共说理的理并不是唯一可能被人们认可的“理”。魏晋时，阮籍在苏门山见到了高士孙登。这位土木形骸的不仕者正在一座岩穴旁边的田间耘草。阮籍就坐在一块岩石上向他求教。阮籍在谈话中向孙登称述黄帝神农时代玄寂无为的世风，又盛赞夏商周三代的醇美德政，深致向往之意。孙登盘膝坐着倾听，却始终不接口。阮籍接着又向主人叩问栖神导气的求仙之术，孙登依然默不作答，直愣愣地目注来客。阮籍离去时体悟到，孙登箕踞崖边，凝目不语，这种漠然正是他自己要寻求的教诲之理，因此将其写成了《大人先生传》中的一个诡奇人物。贤人顿悟参透的是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与阮籍所参悟的理一样，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公共说理的“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这个理是一个贡献出结论的论理或推演过程，它不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且是必须说给公众听的。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论理或推演是否可靠，是否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

说理必须要有理由

人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对什么事情有一个想法或信念，只要说出来，就是说理，因为“理”已经在他的话里了，或者他说的话就是“理”。这是不对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结论，人们可以凭印象、偏见、习惯对许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结论，既没有考虑到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想过要如何才能说服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说理是明述道理，也就是把你领会、理解并相信是正确的主张清楚地讲给别人听，道理可以默会，但说理必须明述；默会是自己想清楚，明述是以适当的方式来向别人讲清楚。自己想清楚了才有可能对别人讲清楚，理由、证据、逻辑、别人可能提出的质疑或反驳，都在要想清楚和讲清楚的范围之内。如果仅仅说出一个看法或下一个结论，而因为没有想清楚，没有说清楚，不能为看法和结论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么，看法或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说法，而不是说理，关键是缺少了理由。

网络上有一个长微博《2014甲午决战，让网络阵地红旗飘扬！》，3600多字，居然全是结论和断言，没有理由。取一段为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以网络为战场，拿键盘做武器，用思想去搏杀，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捍卫信仰，维护爱国精神、民族大义和社会正气。这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正义之战，自卫还击，人人都是战士，网络义勇军仍将担负平凡而伟大的冲锋使命。”从公共话语分类来说，只有结论而没有理由的主张只是“非说理”(non-argument)，既有结论又有理由的主张才是“说理”(argument)。

非说理的话语也许有它自己的用途（宣传、动员、蛊惑、命令、指示、攻击、谴责、谩骂），但那些用途都不是说理。“文革”中盛行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绝对断言的“革命歌曲”或“诗朗诵”，运用的就是非说理话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体”写作。例如，“东风吹战鼓擂，现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标语体写作是口号式思维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