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纵队（第2/10页）

科萨开始组装和伙伴们一起设计的小工具。他沿楼顶边缘放上支架，在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摆动起来就像跷跷板一样。木板的一端放上一沓打印好的传单，另一端放上满满一桶水。他们在桶底挖了个小洞，让水慢慢流出来，然后飞快地下楼，回到了马路上。

元帅的车快要到了，科萨抬起头，露出了笑容。敞篷礼车缓慢地行驶着。楼顶上的水桶已经差不多空了，木板随即倒向一边，传单开始如雪片一般飘向人群。1940年11月10日，这是叛徒贝当元帅第一个瑟瑟发抖的秋日。纸片满载着这群勇敢机智的流浪儿的喜悦，从天而降，有几张甚至落到了贝当元帅的帽檐上。人们纷纷弯下身去捡传单。警察们一头雾水，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搜寻。四个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为元帅的到来欢呼，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第一场胜利。

他们各自散去，但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科萨当晚安全地回到了家中，但三天后被人告发，被逮捕后在尼姆监狱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德拉古几个月后在阿让教堂被法国警察杀害。他曾在这里逃脱过追捕，不幸的是，这一次，这座教堂没能再给他带来好运。克卢埃第二年在里昂被枪决。至于贝特朗，一直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究竟被关进了哪座集中营。两年后从监狱走出的科萨，虽然一直被严重的肺结核困扰，但他毅然重新回到了兵团队伍中。然而厄运再一次降临，这次被逮捕后，他被送去了地狱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

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我想要向你讲述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孩子加入了科萨他们的行列：马塞尔·朗杰、詹·杰拉德、雅克·英塞尔、查理·米夏拉克、何塞·里纳雷兹·迪亚兹、斯蒂芬·巴索尼……他们组建了第三十五兵团，成为第一批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抗到底！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一听的。如果我的记忆稍有偏差，或者将他们的名字弄错了的话，敬请谅解。

我的伙伴乌尔曼曾经说过，名字无关紧要，我们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始终是一体的。我们过着提心吊胆的地下生活，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回忆起这段日子里某一天的情形。

请相信我，真正的战争和电影里的完全是两码事。我的伙伴们没有一个长着罗伯特·米彻姆美国电影演员，曾出演过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那样英俊的脸。不过说到奥黛特，我真应该好好拥抱她，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戳在电影院门口，虽然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劳伦·白考尔好莱坞老一代女明星。。但一切都晚了：某日下午，她在金合欢路被两名纳粹分子杀害。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憎恶金合欢这类植物。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抵抗组织。

科萨和其他伙伴被抓之后，我和弟弟成天忧心忡忡。在学校里，史地课老师满口排犹主义，学哲学的学生们对抵抗运动冷嘲热讽，日子真的很难熬。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收音机旁，聆听来自伦敦的消息。开学那天，我们的课桌上都摆上了印有“战斗”字样的字条。发字条的男孩轻手轻脚地溜出了教室。他叫贝里霍尔茨，是从阿尔萨斯来的难民。我飞快地跑出去，追上了他。我说愿意和他一起发放有关抵抗运动的宣传单，他只是笑了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下课就去路边等他，每当他走到拐角处，我就加快步子跟上他。然后我们一起把一份份戴高乐派的报刊塞进人们的信箱里。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会把报纸扔在电车站，撒腿就跑。

可是，某一天晚上，我放学后没有等到贝里霍尔茨。第二天晚上，他也没有出现……

此后，我每天下课便和弟弟克劳德一起搭乘沿莫萨克路行驶的小火车，偷偷前往秘密“庄园”。这是一处很大的宅子，里面住着三十几名父母已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孩子。他们是被一群善良的童子军带到这里来照顾的。我和弟弟来这里帮忙耕种菜园，有时也给小朋友们上上数学课和法文课。每次来庄园，我都会恳求童子军的负责人若塞特，希望她能够为我们指引一条可以找到抵抗组织的道路。可每次她都两眼空空地望着我，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