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第3/3页）

四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经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羡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当年台北远胜于香港，侨生漫步于夜深的台北，觉得是一大解脱。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学入学试的中文作文，题目是《香港应否恢复死刑？》，考生多以慨叹本地治安不宁破题，再引台北为例，说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么宁静，结论是香港应该学学台北。

那时香港的作家羡慕台北的报纸重视文学，不但园地公开，篇幅充裕，稿酬优厚，而且设立文学奖，举办演讲会，对社会影响至巨；也羡慕台北的书市繁荣，文学书籍出得又多又快，水准整齐，销路也好。颇有一些香港作家愿意，甚至只能，在台北出书。同时，台湾学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后，台北的这些优势都似乎难以保持了。中产阶级因治安恶化，政局动荡而想移民。作家们甚至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亡。文学奖设得很多，奖金丰富，但竞争不够热烈，而得奖人别字不少。台湾是发了，但是发得不正常，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五

七十年代一结束，我曾迫不及待，从香港回到台北，在师范大学客座一年。那时我离台已经六年，心中充满了回家的喜悦，走在厦门街的巷子里，我的感觉“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见台北，那种喜悦感没有了。我几乎像一个“异乡人”，寻寻觅觅，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来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现在我的新双城记似乎应该改成高雄对台北：无论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于兹。但是我对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谈情、讲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愿我的双城长矗久峙，永不陆沉。

一九九三年七月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