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第2/3页）

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痖弦从威斯康星学成归国，才有改观。痖弦是一位杰出诗人，且有多年主编《幼狮文艺》的经验，文坛的渊源深广，接手《联副》之后，自然成为另一重镇。于是两大报副刊争雄的局面展开，成为文坛新的生态。在七十年代，报禁未开，每天三大张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响十分深远。作家在大报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为文坛众所瞩目。反而在解严之后，各报大事增张，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义的港式“无厘头”副刊，模糊了文艺和消遣的区分。在“鸡兔同笼”的浑水里，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惊世，比从前反而要难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只有《中外文学》和《书评书目》等寥寥几种，影响不如六十年代。两大报的副刊不但读者多、稿酬高、言论开放、文章整齐、版面活泼，且多海外作者，视界较宽。两边的编辑部有的是人力与财力，而且勤于邀约海外稿件，因为当时台湾的言论与资讯限制仍多，海外学者与作家乃显得见多识广，尤以对大陆的情况为然，何况人在海外，也比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论评、陈若曦的小说，每刊一篇，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曾有若干作者，在台湾投稿不刊，去了美国再投回来，就登出来了。这种“远来僧尼情意结”（因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话：“到人间的捷径是经由美国。”

三

香港，当然也是一条捷径。早在七十年代，相对于台北的禁闭，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而在两岸若离若接的后门，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这决定对我的后半生，影响重大，因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头时，头已白了。如果我当初留在台北，则我的大陆情结不得发展，而我的香港因缘也无由发生，于是作品的主题必大为改观，而文学生命也另呈风貌。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对我说来，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波上赫然可见。……

在那种年代，一个敏感的艺术心灵，只要一出松山机场，就势必承受海外的风雨。香港，中国大陆统战的后门，在“文革”期间风雨更大。首先，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於梨华学妹进入大陆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见面，席间的语气充满了对“新大陆”……的乐观。温健骝，我在政大的高足，准备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论文，并且苦谏落伍的老师，应该认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大道。唐吉诃德方欲苦战风车，却发现桑丘·庞沙，甚至罗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后是左报左刊的围剿，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前后加起来至少有十万字，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间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上课也有问题。我教的一门“现代文学”，范围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选课的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逾百。可是坊间的新文学史之类，不外是王瑶、刘绶松所著，意识形态一律偏左，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梁实秋到钱锺书，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没有一本可用。我只好自编史纲，自选教材，从头备起课来。还记得在讲新诗的时候，一位左倾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选些当代进步的诗人。我正沉吟之际，班上另一位学生却抢着说：“那些诗多乏味，有什么读头？”问话的男生拗不过答话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黄维樑的妹妹绮莹。

每学期末批阅学生的报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别字，剔出语病，化解生硬冗赘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观之浅陋、评价之失当，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总评。有一年的暑假，几乎就整个花在这件事上。终于渐见成效，学生的流行观念渐见修正。如此两年之后，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香港的大学生们才真正重新“认识祖国”。也就在这时，梁锡华与黄维樑新受聘于中文大学，来中文系和我同事。我们合力，纠正了新文学教学上肤浅与偏激之病，把这些课程渐渐带上宽阔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