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母亲的怀抱（第3/8页）

他把兜里仅有的那几个钱几乎全掏出来，气势汹汹地摔到柜台上；他怒不可遏，打翻了柜台和桌子，他的行为根本不像是个同盟国的士兵，倒像是个侵略者或是刽子手。然而，他肚子里一阵轻微的反胃，隐隐地直往上涌，弄得他什么也干不了了。

那一阵轻微的反胃并没有阻止他随后强奸了那个女人（她应该是他母亲的年龄了）：读者在这部绝妙的长篇巨著里，可以看到暴力和邪恶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从天真无邪和“痛苦的怜悯之心”中滋生出来。贡特尔一阵勃然大怒，仅仅是由于在他看来，饭馆的侍者和老板有点不够喜欢他，没有尽力满足他对爱的急切渴望：“这周围只是没有足够多的爱……”

贡特尔离开雷莫氏酒馆后，出于对爱的渴望，那受压抑的对母亲裙带的渴求，他“随便在一家人门口停下来，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一个台阶，或是在楼梯下面找一块地儿，无忧无虑地缩在那里睡上一觉……”接下来满脑子的想法就是“睡上一觉”，既没有想到肉欲，也没有想到暴力。

只要有一个雌性的动物碰巧来到那个门口（我们的意思并不只是说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或临近的某个小妓女，而是任何雌性的动物：母马、母牛、母驴！），如果她用稍微像人的眼光看上他一眼——他都能粗鲁地拥抱她，或者会像个情人一样一下子拜倒在她脚下，叫她：meine Mutter[4]！

他那无邪的祈祷几乎立即得到了响应，一个“雌性的动物”出现了：伊达·拉蒙多，曼库索的遗孀，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买东西回家来了。

这样，在这部小说里，虽然开篇合同坚持让读者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披着形形色色伪装的当权者造成的，认为恩泽和仁慈的源泉是儿童、农民、劳工、妇女、单纯的人，然而，小说的情节却是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单纯的人犯下的残暴的强奸罪引发的。正是这个“孩子”想要蜷缩进母亲怀抱里这一无可厚非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一直被基督教赋予了象征性的神圣之光——导致了极端暴力的爆发。

那么，在无产阶级和普通人的心里、在善良的基督徒式的纯洁中产生了邪恶，关于这一点，《历史》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关于出于对爱的渴望而产生的野蛮行径，小说又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是不是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汉娜·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的落灰的智慧呢？或者是不是在这里展示了一幅不同的画卷呢？埃尔莎·莫兰黛用梦魇般的光照亮一幅恐怖的画卷，就像是一幅希罗尼穆斯·博斯的画（梦魇般的光混合着反胃、恐怖和仁慈），离她本人在这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入口大厅里亲自给我们树立的那盏自以为是的说教的社会主义的灯，已经相距甚远了。

说完做完了这些，我们就可以不理会开头那两则引文所宣示的开篇合同了。我们甚至可以对本书开头那一段“编年史”说再见，抛开对贡特尔出身和伊达背景的描写中那心理现实主义的惯例。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在那个强奸场面中蕴涵的那份新合同，此刻——至少是从本书开始五十页以后——情节才终于展开，开始发展。

历史的恐怖以及当局的残酷或许只是人物受苦的远因，而恶的根源却不是“外部的”，不是那些叼着雪茄烟、胖墩墩的资本家以及他们那些贩卖战争的法西斯臣仆们当中。一种深层次的、和历史无关的恶在那个强奸场景中展示出来了。这个场景中，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物，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两个都是好人，单纯的人。然而，一个好人突然把痛苦和羞辱强加在另一个好人身上。这怎么可能呢？恶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

我们必须仔细审视这一场面。一开始，那个士兵注意到一个女人回家了，他只知道四个意大利语单词，就用其中的一个冲她大喊：“Signorina！Signorina！[5]”突然，几乎是同时，“他一纵身跳到她面前，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跟她要什么”。

为什么要“一纵身”呢？他想跟她要什么东西呢？而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彻底面无人色地盯着他，仿佛面对的是一张真正的、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

可是为什么？在他身上，在这个活泼的年轻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她眼中——把他变成了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呢？

从表面看，本书接着用了许多页的篇幅给读者解答这一问题（讲伊达的人生经历，一直讲到强奸这一天）。这个解答的要点是，伊达·拉蒙多·曼库索是在家庭秘密的阴影下出生并长大的，这些家庭的秘密使她对当官的怕得要命：她父亲是个地下无政府主义者；母亲对外隐瞒着犹太身份；伊达本人呢，不为人知地，是个癫痫病患者，还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实际上，在伊达的眼里，那张“分明可辨的恐怖的面孔”并不是这个大男孩，而是他那身军装。她的秘密是不是泄漏出去了？当局是不是终于把她揭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