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母亲的怀抱（第2/8页）

1922年

俄国在进行了数年内战之后，革命者取得胜利，新的国家苏联成立。全世界一切“饥寒交迫的奴隶”，全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读者发现很难确定这是旧时代的宣传委员在向广大群众发表讲话之前写的一份草稿呢，还是仅仅对这样一份草稿的拙劣模仿。这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在这部小说每一部分的开头一再出现。这样的政治插曲和伊达及其子女的生活相映成趣。这种东西充斥着小说结尾的几页，公开指责“历史的进步和巨大发展……吞噬着最好的能源……机器没有为人类服务，反而使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武器和荒唐的消费品一同激增……人造产品（塑料）和生物圈不相容，使陆地和海洋堆满了无法销毁的垃圾……工业的毒瘤在扩散……大众传媒……被用来……宣扬一种劣等‘文化’。”

旧的左派留下来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零星术语，和一点“佩花嬉皮士”的气息糅合在一起，时不时地用生态学的感叹增添些许趣味。莫兰黛似乎利用了所有那些指责20世纪的人的论点和口号，从左派的到右派的，不加区分，照单全收。她似乎担当起了这样一份工作，似乎要说明进步的术语和反动的术语有时候是多么的相似。

“毁灭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这个概念，就像是心地纯洁的“小人物”战胜腐朽的“当权者”的梦想一样，曾经使许多艺术家着迷，或许从塞万提斯让桑丘·潘沙成为巴拉塔里亚岛（那甚至算不上是个岛屿）上那无忧无虑而又深受民众爱戴的统治者，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查理·卓别林的时代，莫不如此。

在正文的倒数第二页，这种“说教”戛然而止：“……而历史继续向前……”，这和开头掀开的新的一页一样突兀：

1941年元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德国士兵去外面闲逛……穿过罗马的圣洛伦佐区。时间大约是下午两点钟……

这个士兵没有逛罗马的考古宝库，也没有逛那些珍贵的建筑。他希望找到一座妓院：就在那天夜里，他和他的部队就要开拔去前线了。

这样一来，一份表面上和开头部分的引言毫无关联的新合同，交到了读者手中。这份合同和开头部分的宣言已经相去甚远了。如果说第一份合同邀请读者接受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公理的话（“小人物是非常好的，但是有钱人和掌权者总是用战争剥削他们，压迫他们”），那么从这里开始，有钱人和掌权者不再在这个故事的舞台上出现了。从现在起，罪恶在好人和好人之间发生：在第一章靠后的部分，强奸者和他的受害者，他们两个人都是被奴役的小人物阵营里的成员。和挂在这部小说入口处的那张条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揭示的恶将是一种非政治、非历史的力量，这股力量如孩童般单纯，或许就是从同一个源泉里流出。那份摩尼教式的宣言化为一幅从天真单纯的精神里产生出邪恶和野蛮的画面，这幅画面既微妙又引人注目。作品一开始就描写“历史”（亦即，掌权者和有钱人所造成的不公正）和“生活”（亦即，幸存小人物的日常存在的神化）之间激烈的斗争，但是到了末尾，这一切并未以一场红色的革命结束，而是变成了一部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近乎一种神秘的激情。

作者是这样描绘那个年轻的德国士兵贡特尔的：

……和他那军人的步履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双眼满是绝望的神情。虽然说他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了，但他那张脸暴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成熟。那身军服……腰部和袖子都很短，露出了他那粗大的手腕……像是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手腕……直到他应征服兵役的时候，他一直和他的兄弟们，还有他寡居的母亲住在老家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附近……在那里，他去干些电工活儿，在那里，他学会了做爱，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是跟一个老妓女学的。

这个乡村男孩从来没有去过比慕尼黑更远的地方，理所当然，他因为身上的这身军装，因为这次在罗马的匆匆交媾的机会，因为这“向他的领袖致敬的超级英雄主义行为”，尤其是因为他听闻所在的部队即将开往非洲前线的谣言而感到无比兴奋：

……他迫不及待地想冒险，但在某种程度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妈妈的乖宝宝呢……还有些时候……他以痛苦的怜悯之心不断地想他在慕尼黑的那个妓女，想着她最近恐怕找不到很多嫖客了，因为她已经老了。

然而几分钟之后，这个妈妈的乖宝宝，这个长着“工人或农民的”粗大手腕，悲天悯人的小伙子，走进一个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雷莫氏酒食店”，点了一些葡萄酒（只是为了炫耀，因为实际上他更喜欢啤酒），而且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甚至“像撒丁岛上的匪徒一样，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饮而尽，接着，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