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9/10页）
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历代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波动沉浮，实在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成都地区的土地素以肥沃著称，加之人口较密，地无寸土之旷，尤其是都江堰灌区之内的水田更是价格高昂。《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载上田亩值两千钱，经过四百年后，到唐初，都江堰灌区上田亩值十金，折合十万钱，上田价格增加至五十倍，平均每年上涨12.25％，上涨幅度在农业社会也还是不一般（《旧唐书·高士廉传》）。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的米价是“米斗不过三四钱”（《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在后蜀广政十三年（950年），米价比贞观年间还要低，“斗米三钱”，其原因在于“蜀中久安，赋役俱省”，以至“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可见民众也能从后蜀这种割据政权得到好处（《蜀梼杌》）。
但田价的昂贵以及米价的低廉——战争时期除外，因为这个田价也不是战争时期的田价——透露了几个信息：其一，都江堰之水旱从人，获丰收是平常之事；其二，田地一旦买置，可以永久利用，每年除所产稻米可卖钱外，在理论上，还可使购置田地的购买成本无限地趋近于零，而且如果继续按每年12.25％的田价上涨（当然市场不可能这样的规矩，因素很多）的话，那么其毛利收入还是可观的。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样低廉的价格，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有田的人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田多的人，无非是找人租种，尽管从单产上可以尽量提高，但劳动成本却并没有降低。也就是说，只有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并能从中获取更高的利润，那么米价才可能上涨，购置田产的人和种田人才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利润，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1086到1094年间，有说“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吕陶《奉使回奏十事》）者，也有说“臣闻成都……民间米斗六七十文”（刘挚《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所记大抵相同。公元1023到1032年间，“官以三百钱市民间布一匹，民甚便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官方出三百钱，本身就是在压价收购，民众都还称便，说明要么布匹的供求关系是供过于求，要么是确实卖不起价。就是在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每匹绢的价格约三百文，而彼时山东地区每匹绢值八百文，四川便宜一半以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按四川地区的绢价格，需二匹多才能购一石米。米价不高，绢钱亦贱。低廉的物价，说明商品交换的程度不高，手工业亦不算发达，当然最终是消费需求不够强劲有力。
但到战乱、水灾的时候，成都米价腾贵惊人，譬如清初丧乱，全蜀大饥，人民相食，1647年“谷一石值银四十两”（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按一石谷约合1500斤，折合米约1200斤，那么30斤米费银一两。其他地方似乎更吓人，如川南斗米25两，6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四倍（《（同治）重修大邑县志》卷十九），而乐山更是斗米30两，5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五倍（《（道光）新津县志》卷四十）。一方面表明因战乱成都逃跑和死亡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也可证明都江堰在非常时期还能起点作用，使那些没逃跑的人还能得到一点收获，这也是成都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间接例证。但是到了1727年，湖南、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这不全是传说，1731年，官方议准四川储谷约每石三钱，这是记载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这就意味着费银一两可买4000斤米，相当于100年前清初战乱时，成都米价是其133倍多，川南米价是其666倍多，乐山米价是其800倍，这个价差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想见四川尤其是成都的恢复重建能力是较强的——引者注）三钱可买一石”（《（嘉庆）四川通志》卷首），就是说费银一两可买5000斤米。可以想见战乱对民众祸害之一斑，也说明“湖广填四川”，不全是政府在引导，到了雍正朝甚至有人提议禁止外省人入川了。由此表明这个安乐窝对人之引诱。
战乱与平时的米价相差之大，确实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战乱，比如东汉到唐初约400年的时间，其上田亩值也不过增长至50倍。而战乱则导致了几百倍的差距。一是战乱时政府赈灾不力，视民众疾苦如未见。二是清初为开发人丁稀少之四川在赋税上较他省有所减少。三是人口较战乱之前的人口密度还是较低，自我消费力不够。四可能是成都人的奢靡之风，导致自己存储不多而至米价腾贵。五是交通不便导致外运不多。只是到了后来逐渐外运，如1753年“拨四川谷十八万于江南，自是亦屡有拨济邻省之举”（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邻谷协济》）。这说明四川之米加上交通费，再加上相应的利润空间后，其米价在江南仍有竞争力，另外说明江南自产米似乎不能完全自供，因为大量的人成了专业的商人及其他手工业者，其日常生活物品全仰赖于用货币购买，用自己的劳动去购买他人的劳动，这说明社会分工也愈益细密，而成都在清代社会的商业远不及江南，是宋以后成都继续衰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