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10/10页）

物价低在农业社会是个可傲的资本，因此清初从外省入蜀的“冒险分子们”，在四川包括成都取得成就定居后，很快就沉醉在他们开创的业绩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子孙到外面的闯荡不再支持，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成都地区农村的许多“土老肥”，为了不使其儿子外出，不惜让其早婚，更有甚者，不惜让他在家中吸鸦片，此乃亘古未有之怪现状。郭沫若后来在一首诗中，描述其从乐山外出读书，其母告诫他休作异邦游的事情。这是彼时整个四川心态的一个缩影。这是清朝中后叶，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物价相对平稳，给民众闯荡精神的扼杀以及由此带来的保守。台湾学者吕实强研究1835至1910年民生日用品价格上涨情况，各物总平均为122.5％，75年间平均每年上涨1.63％，木工、土工、石工、篾工、织工、农佣等十余种农村短期雇佣工价上涨，而1875至1905年30年，各种工资平均增加55.4％，平均每年增加1.85％，这样算下来工资增长指率高于物价增长指率。再计算上其他损失，也是工资增加和物价上涨持平。具体地说，衣着类各物（1875至1915年）平均上涨57.5％，年平均上涨1.44％；食品价格（1875至1905年）上涨39.7％，年平均上涨1.32％；建筑材料（1875至1905年）各物平均上涨63.5％，年平均上涨2.12％。（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只有衣、住两类略高于工价增长水平。现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每年在3％以下是较为合理的，因此清末三十年四川尤其是成都的农工商业的发展均极平稳，因而积聚着财富，也蕴蓄着保守。

然而，物价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却并不一定就是福音，消费水准的高低与购买力的强劲与否，与当地人的收入多寡是成正比的。观念的落后以及我们的腰包之瘪，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自欺欺人的。诚然，“四川一省，风景之美，名胜之多，物产之饶，矿苗之富，殆为天下冠，除海货外，应有尽有”，但绝不应该有“良足闭关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的心态（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小说家、成都文化史研究专家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借青年郝又三之口曾说过：“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过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消耗式享受的物质基础已然具备，就不怕你不置身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他在低物质的水准上享受自己的一生，与你激进地奋斗一生取得所谓的成就，到底哪个更得人生的真谛？还真不好说。真的，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是糊涂的。而且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选择，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是去指摘别人，我想比那些天天去教导别人要这样奋斗要那样奋斗的人，更像一个现代人。

我现在就在这个安乐窝里，暂时还没有挪窝的迹象。生活总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王尔德曾跟一种呆板的艺术评价准则开过玩笑：全国都是一片美学的声音，那就大祸临头了。唉，对成都人待在安乐窝里的闲适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王尔德的调皮是我心头最好的解药：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