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7/8页)

母亲用了个已经过时的字眼来形容那位女士——“那种荡妇”。好在那事也就到此为止。父亲自然向母亲道歉,说很遗憾伤害到了她的感情。

他们返回波士顿6个月后,父亲拉我坐下,开始了那场他已经用录音机录下的对话。那场对话中,他向我描述了自己刚刚遭遇的“感觉思维被截断”(即“意识受到干扰”)的经历,以及可能的成因。又过了18个月,他才接受了自己以前那名学生的诊治,最终确诊病情。

两年后,他的主治医生(也是跟他有30多年交情的好友)写信给他的律师:“因为高龄和丧失精神上的行为能力,哈里已经无法处理他自己的各项事务。”[7]那年6月,父亲出了那场事故后便住进了疗养院。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天平也发生了倾斜。以前,父亲用他的能力、判断力和威信,帮助我度过职业生涯中某些最不稳定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却变成我用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来保护他。如今,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从那时起,无论我想起任何早期的分歧,或我们父子很久以前的紧张关系,我都会尽力彻底摆脱它们;相反,我会着重回忆那些最美好的记忆。我发现,自己会满足地想起在缅因湖上度过的那些早晨。想起那些看见湖面泛起涟漪就以为鱼儿咬钩的情景;也会想起他带着我,匆匆赶去诊治病人的那天晚上,我会再次打开他的医疗包,将那把音叉或那捆木喉棒握在手中;我也会想起(也许,只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回忆)他将我抱上病床,并把听诊器挂到我脖子上,让我假装他“首席助理”的事。我为父亲而骄傲,并为有这样的父亲充满感激。此外,他那给母亲带来过伤害,也许并不完美,却从未停止过的爱,虽然最初让我心生怨恨,但终究还是令我感激。以上种种,都是我想牢牢守护的记忆。

自我俯身在父亲床前,将耳朵贴到他胸口,听他临终前最后的呼吸那晚,已经过去快7年了。但即便现在,我也觉得为了记住他这个人,我有义务回顾他那有时动荡不安,又无比复杂的一生。而且,回忆结束后,我依然满脑子都是昔日的记忆。

埋葬父亲那天,那种我们依然在路上的感觉并没有立刻消失。对任何人来说,一段同行72年的经历都不算短了。寒冷的11月夜晚,我每每陷入沉思、担心工作中的某些问题或可能出现的个人失误时,我都会到家周围的乡间小路上散散步。此时此刻,我喜欢想象他还拄着那根老拐杖陪在我身边,就他人生活中无法预料之事,以及意想不到的纠葛转折,发表一些有趣的评论。

或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依然有他陪伴的这种感觉会渐渐消散(它的确很可能消散),但父亲和我那慈祥的母亲留给我的某些东西,一定会永远陪着我。即便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人生中那些鲜活的细节,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但我相信,父母留给我们的某些祝福,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

[1] 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称,这项传统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才结束。

[2] 我已经不记得毕业典礼上,“第一司礼官”需要在哪些环节引领队伍。如今,据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秘书称,“第一司礼官”只会在毕业典礼前几天的文学活动上引领队伍。

[3] 阿根廷裔古巴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人,曾是卡斯特罗的战斗伙伴。被西方媒体誉为“红色罗宾汉”。——译者注

[4] 我这本关于成年文盲及其孩子的书名为《目不识丁的美国人》(Illiterate America)(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1985年)。

[5] 我在《夭折》(Death at an Early Age)(纽约:双日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描写了这个孩子和班里的其他孩子。

[6] 现在回头来看,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一旦做出进入学术圈的决定、一旦跨越那条社会阶级的界限,就会失去某些自己珍视的东西。数百名做出类似决定的活动家依然在忠诚地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及其父母谋福利,甚至成为更有效力的倡导者。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学者身份或许能让他们显得更加可靠。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某种生理和情感上的优势让我最终止步不前。我在城里的同一个社区,继续生活了将近18年。

[7] 主治医生为其确诊的事发生在1996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4月25日父亲都还给我写信,说希望能再带母亲去一次欧洲;6周后,他便住进了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