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6/8页）

“亲爱的乔纳森，”之后不久，他便写来回信，“你的到来给我和你母亲带来的帮助比你料想的还多。你的指导（指的是我调解他跟我母亲吵架的事）和建议真好，我已经分门别类地重新规划了工作区，并整理了办公桌上那堆引起你注意的混乱物品。在你的鼓励下，我真的开始收拾东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真是备受鼓舞。我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不断向你汇报的……”

不过，那种备受鼓舞的感觉显然还很脆弱。1991年秋，有人邀请他参加因12月第一周罗马爆发的那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而召开的一次集会。可是，日益恶化的记忆力，让他一连数周都优柔寡断地难以做出最终抉择。

“焦虑真是太可怕了。”10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如今，我才发现，如此短的一封信，他却在信封上多贴了一倍的邮票。而且，我的地址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写的，街道名和邮编下还用很粗的黑色记号笔打上了下画线。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场邀请他出席的集会，显然已经让他陷入混乱的自我怀疑情绪中。他知道，很多欧洲同行也会出席会议。一读完他的这封来信，我立刻拨通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把演讲稿复印一份给我看看。听到他说要是我俩能坐下来一起通读一遍，或许能让他有所启发时，我立刻驱车直奔波士顿。我抵达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演讲稿了。

演讲稿主要从精神病学领域分析某个人的性格特征。这个人为达到某项政治意图，准备通过参加一项诸如劫机之类的暴力行动，将自己或许还有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他这样开头道，“经常涉及一种会模糊自我与他人、侵略者与受害者界限的鉴别特征。”

他推测，这类行为中，侵略者的行为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接着，他通过假设这种情况或许有时会带来某种“自我标榜”或“神学维度”的特质，来详细阐述了这种“自我牺牲特质”。

和他之前给我看的那篇文章一样，他再次区分了这种行为与某些暴力行为。（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暴力行为或许会被视为在遭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人类会有的理性反应。）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么说并非纵容恐怖主义活动。他承认了一个微妙的事实：恐怖行为不能总是被视为病理学上的行为（比如，他举了“美国奴隶叛乱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几乎总是会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历史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其视为勇敢的英雄行为。

读完演讲稿后，我立刻告诉父亲，觉得他写得非常棒。我说，就算只是提提“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罗马的那些与会者们肯定也会大感兴趣。应他的要求，我标出了一些重复的地方，在三四个地方加了些过渡语，并建议他重新调整了某些段落的顺序。

6周后，他和母亲飞往意大利赴会。我想，就算他仍时不时地与出错的记忆抗争，他应该也能不着痕迹地应付自如，或如往常一样，机敏地掩饰过去。如我所料，他在演讲后做了一些注释，其他与会者们的反应，让他得到了期望中的满足感。

会后，他和母亲延长了行期。在两人这最后一次的共同旅行中，他们从佛罗伦萨一路玩到阿西西。接着，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当月5号，是母亲88岁生日），他们还特地去了从未去过的威尼斯，与父亲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同僚，以及两人在罗马邂逅的一名年轻意大利医生共度了好几天。

在格里提宫——两人于威尼斯入住的酒店，父亲用信纸给母亲写下了充满柔情的爱语。我想，他们在意大利多待的那几周，算是父亲晚年就他们多年婚姻生活中，多次让母亲忧心难过而努力做出的补偿。

“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深爱着你，并很感激你对我的耐心。在其他人都对我灰心丧气时，只有你，认同我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渴望。你引导我、关心我这么多年，真是让我非常感激……”

然而，即便两人在威尼斯的那会儿，父亲在与陌生人交朋友时一贯的优雅和机智，似乎还是在一次晚宴上引起邻座一位迷人女士的关注。我想，那位女士肯定被他折服了，而我母亲则似乎觉得，她虽然对他感兴趣，但他对她的回应却殷勤得过了头。

“哈里，在你这个年纪，”回家后，她在给他的一封信（他们经常在厨房里给彼此留信，把写好的信靠在咖啡壶上）里这样写道，“还关注那种女人，简直应该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