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2/8页）

父亲寄托在我身上的雄心壮志虽然消减了几分，但这种消减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大四时，我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我一直坚信，我之所以能被选中，都要仰赖麦克利什有力而慷慨的支持。）结果，牛津大学的课程设置让我觉得很无聊。分派给我的那名导师告诉我，她不允许学生将精力集中在现代英国作家身上，更是让我大失所望。因为如此一来，我想写关于还在世的诗人威斯坦·休·奥登和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论文的愿望，无疑就落空了。然后，无论本科生圈子，还是研究生圈子，阶级意识都比在哈佛大学强烈得多。逐渐体会到的这种感觉，也让我极不舒服。

我趁寒假去了趟巴黎，在那遇到几位较年长的作家。于是，我决定留在那里。当时，威廉·斯蒂伦和他的朋友——同为小说家的詹姆斯·琼斯——也在巴黎。我把自己的作品给这几位新导师看，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将其中的一则故事卖给了一家欧洲杂志。此类微薄的收入和我那年秋天出版的一本少年读物的版税收入，勉强让我养活了自己。

麦克利什虽然帮助我取得了前往牛津的奖学金，但听说我决定放弃在那儿的学业后，并没有丝毫不悦；相反，父亲却说我“大错特错”。他写了几封十分可怕的警告信，说他希望我能立刻返回英国，在“发现一切都太晚之前”，靠奖学金继续学业。

对于我的同龄人，他给出的是鼓励，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中断学业、尽可能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四处看一看。他捍卫他们渴望独立的需求，毫不畏惧可能引起的后果，正如他对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病人所做的一样。然而，无论那些人会如何，他的这套做法显然都并不适用于自己的儿子。在一封表示反驳的回信中，我提到了他当年放弃哈佛法学院，给自己时间徘徊，寻找未来方向的事。而且，他不仅在成为医生前做过类似决定，成为医生后也依然如此。他在回信中说，我用他之前的经历表示反抗虽然“很有趣”，但并不能“让他买账”。

“我不是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我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他说，我的决定让他“相当烦恼”。

返回波士顿后，我告诉他我打算回哈佛大学，继续在之前那些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让他大大地松了口气。然而，局势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越来越混乱之际，我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到罗克斯伯里黑人社区的一所小学任教，这又让父亲重新焦虑起来。他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却告诉母亲，我这个看似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突然决定让他很担心。

当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这个被他视为一时冲动的临时决定，竟成为我最终选定的事业时，他才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反对我。又过了几年后，当他发现对我来说，这个选择不仅并非临时性的，还将我引回写作之路，并最终出版了一本书时（书中写的是我正在教的那些孩子们；他非常喜欢那本书），他似乎才终于不那么担心我了。

幸运的是，父亲十分推崇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兼心理医生——罗伯特·科尔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替这本书写了篇非常棒的评论。父亲告诉我，这让他“备感欣慰”。第二年春天，我荣获国家图书奖后，他带我去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在那场只有我们父子的晚餐上，他不仅说“总而言之”，他“非常高兴”，甚至还做出让步，说：如今他终于相信，对我当初想当老师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是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我还是忘不了我第一次冒险进入罗克斯伯里时，他那抹冷酷又不祥的眼神。尽管他忍着没对我说，只是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会“忍受不了”，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一年，几乎每次谈话，我都能从他声音里听出那种警告之意，并让我挥之不去。

直到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父亲的掌控。此时，我投身其中的民权运动开始瓦解。因为该运动里那些最活跃的领导人要么死于暗杀，要么因年迈而精力大减，而剩下的人则成了自我毁灭的个人行为的受害者。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熟识的活动家和较年轻的领袖们，尤其是那些动机早已深植于其意识形态的人，竟然放弃从大学时代就选定的理念，让我表现出些许不安。父亲不仅用身为临床医生的敏锐读懂了我的心思，还察觉到了我的这种不安。